行政区划
行政区是地方官员权力依托的空间，行政区界限则是界定官员权力空间的标识，以地理学的角度审视，前者将政治赋予地理，后者用地理影响政治。
划分势力空间大小，且明确界限走向，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行为。
界限是一个政权或部落在空间扩展中受阻停顿下来的地方。受阻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山脉、河流、湖泊、森林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另一方面来自势均力敌并且相向发展的族群。
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界限逐渐产生。而推动人们扩展空间的动力则是来自于对更多资源的追求。
进入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封国固然有界限，但是由于地广人稀，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农田围绕都邑形成岛状农业区，农田之外为原生态环境，在空间上以都邑为中心形成人口密集程度与土地开垦程度不同的国、郊、野之分，而且因为人口稀少，境界往往被忽略。
这个时候各个封国和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邦国家相似，城邑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中心。
春秋时期国家战争频繁，为了赢得战争，鼓励人口增长和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各国通行的策略。
在这样政策的影响下，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荒地逐渐被开垦，诸侯国的境土连成一片，从城邦国家转为领土国家。
这时候必须分清彼此疆土，而且在边界地带慢慢就要陈兵守境。
所以历史时期的划界原则，主要有两类，即：
随山川形便 与 犬牙交错。
境界形成之初并没有一定之规，由于山川往往是空间扩展的自然障碍，就成为政权彼此之间的界限，后来这一原则被称为“随山川形便”。
它依托自然障碍而构成的境界是对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这一原则已经成为诸侯国之间确定边界的依据。
而此后出现的“犬牙交错”原则，则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用地理控制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是实施这一原则的主要意图。
从那时起，这两条原则同时应用到历代行政区划中，不仅被沿承到今天，而且因政治需要不断改变组合形式和地理选择。
01 “随山川形便”行政区边界
“随山川形便”是依托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得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
自然界中的山川湖泊是最明显的地标，以此作为行政区界限既是扩展空间的自然选择，也具有明显且相对稳定的特点。
宋人郑樵就说：
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历史记载。
《左传》记载：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期。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这一事件发生在春秋中期晋灵公时期，灵公无道，大夫赵穿杀之，事件发生时正卿赵盾即宣子逃出。事后史官记载如此书写：“赵盾弑其君。”赵盾十分不解，史官说你身为最高行政长官，逃亡不越境，返回又不讨贼，不是你弑君还能是谁？
对于这段记载，先不讨论评价立场问题，需要注意其中的地理信息。
将“宣子未出山而复”与“亡不越境”合并考虑，自然形成一个结论，即：
山为当时晋国的国界。
另一个例子在战国晚期，大家也很熟悉。
《战国策》记载：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燕太子丹易水边上送别荆轲的悲壮场面，今天依然令人震动。
从地理的视角审视易水送别，为什么送别之地在易水边？
因为战国晚期燕国依凭易水为南界。虽然最初燕国南界在易水以南，但在战国后期列国之间的军事抗衡中，临易水为界已然成为事实。
“随山川形变”的划界原则在历代行政区划中广为应用。
秦统一天下后，实行郡县制管理，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其界限多处体现“随山川形便”的原则。
比如庐江郡的设置，东面以武夷山与闽中郡为界，西面以罗霄山与苍梧郡为邻，南面为南岭，北面为大江，典型的“随山川形便”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唐代得到更大发扬。唐初划天下为十道，后分为十五道，“随山川形便”便是确定道与道界限的主要原则。
境界不仅规定了官员的施政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地理意义也作用于其圈定空间的政治、经济、军事。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指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行政区保持了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区域内部自然环境相近，人文习俗也基本统一。
而与“随山川形便”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之间由于环境差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各自的生产方式、物产、方言、民风、民俗。
“随山川形便”原则下行政区内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相统一，便于管理和沟通，具有明显优势。
但是此种划界原则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
古称完全以山川为界的区域为：
形胜之区，四塞之国。
具有易守而难攻的特点，冷兵器时期这一特点尤其突出。
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
比如四川、山西均属于典型。
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巴山，男有云贵高原，东有三峡及川东平行岭谷之地，西靠青藏高原，凭借地理之优势，历史上先后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以及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地方政权反复出现，战争动乱屡屡发生。
有句话一直流传至今，为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同样的是山西，虽然地处黄土高原，但黄河西来绕过西、南两侧，东有太行山，北有雁北山地，地理优势也比较明显，历史上有前赵、后赵、北汉等在此建立政权，一直到民国时期，阎锡山任山西省省主席，实际为山西的土皇帝，都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
那更不用说被古人盛赞的“关中形胜之地”的今陕西中部的八百里秦川，在历史上更是凭借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完成统一大业。周、秦、汉、唐正式从这里起步。
02 “犬牙交错”行政区边界
“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所强调的是界限选择不一定与山川形势完全一致，这一原则山川之险融入区域之内，不仅形成政区之间互相牵制的地理形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割据者拥险自守的屏障。
“犬牙交错”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需要的人为设置，因此这一原则的时间必然晚于前者。最早的“犬牙交错”的事例是西汉与南越国的界限。
西汉初期中央王朝尚未统一南越，文帝曾赐给南越王赵佗书信一封，写道：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
“犬牙交错”确定界限的目的在于将天险消融在同一行政区内，且利用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制约天下，抑制割据。
若将两项原则合理运用在行政区划界中，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例如隋代江都郡就是如此，江都郡位于今扬州，自隋代修通大运河之后，扬州作为运河、长江码头，在军事地理与区位特征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利用长江天险与运河通道割据自守，隋代设置的江都郡包括长江南北的两片土地，将长江天险包容在同一政区之内，具有典型的“犬牙交错”特征。
“犬牙交错”划界原则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之间搭配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今天的陕西省基本继承了元代陕西行省的版图，将三个自然属性、人文习俗、经济发展进程不同的地理单元——汉中盆地、关中平原、陕北黄土单元组合在一起，最初的意图主要在军事，但这样的划界却起到了经济互补的作用。
大作家贾平凹在《废都》中用一句顺口溜描述过陕西：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捞一碗干面喜气洋洋，没放辣椒嘟嘟囔囔。
但这一描述仅仅适合关中，绝对不是汉中，也不是陕北。
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属于亚热带地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为暖温带自然景观，农作物以小麦为主；而陕北黄土高原则具有鲜明的北方干旱、半干旱环境特征，农作物以谷子为主。
当社会进程处于传统农业阶段时，凭借农业生产带来的效益，三个地区不仅存在主要粮食作物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致。
富裕的汉中、关中加上贫瘠的陕北在同一省内，以富济贫，若无大事，无需中央宏观调控。
但就文化而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以“犬牙交错”方式将不同的地理单元组合在一起并不能改变人文习俗，秦岭以南的汉中方言与四川等地一样同属西南官话区，位于秦岭北坡的关中属于中原官话，而陕北则是晋方言。
汉中是另类的陕西，连人的体态、性格都不同，汉中人清秀、精明；关中人质朴、木讷；陕北人轮廓分明、性情豪爽。关中人多以面食为主，一碗有醋有油泼辣子的面条，或者馒头夹油泼辣子，就着玉米稀饭已经吃得酣畅淋漓，而汉中人却以米饭为主。食惯了各种面食的老陕，如果多吃了几顿米饭，再看到米饭就会龇牙咧嘴，没有食欲；吃惯了米饭的汉中人，两天没有米粒，面对满桌的各类面食同样提不起兴致。
自然环境、历史传承造就的人文习俗以及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使管理者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管理空间，还有不同的文化人群。
“犬牙交错”原则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协调经济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走到极端同样会走到目标的反面。
元代十一个行省，除了四川行省外，其他行省的边界几乎均属于“犬牙交错”。
清代储大文的评述是：
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唐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 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 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这种划界几乎导致任何一个行省都没有天险可作为屏障，曾经跃马欧亚大陆的强大蒙元帝国崩溃于顷刻。
行政区界限躺在大地上是标识，画在地图上则是线条，决定界限走向的是“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类划界原则的组合。
两类原则各自选取的要素完全不同，前者得之自然，后者取决政治， 因此行政区界限在界分彼此的同时，也将政治渗入地理之中。
人类立足在大地之上，利用的不仅仅是资源与环境，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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