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是个不算太平的年份，民众还未从东北易帜、国家统一之中腾出神来，蒋氏就已经同桂系、冯系开启战端。国家外兼日本的欺压，复又有所谓“匪党”在南方扎下根系，同中央分庭抗礼。但在千里之外的曲阜，战火的动荡似乎不能影响衍圣公府的祥和，依旧是“大爷们”“猫鱼狗肝”“吃酒”“打牌”“哈哈”，直到孔家在多方走动多了，总算是入不敷出，亏欠出五千余银元上下。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私有财产”“口粮”也面临一个危险的境地。
政府内部，国务委员蔡元培同教育总长蒋梦麟本就打算废除掉祀孔的班子和同样用来奉祀的田地。这类进步举措，群众自然是望风而早早响应。曲阜二师则在反孔教的争端中充当先锋，这就是“子见南子”一出活历史剧的由来。
子见南子本身是论语里一个颇吸引眼球的故事，恰逢五四以后，文艺界声讨旧文化，林语堂先生在流亡南方时因故写出了部新编历史剧，把历史中所谓“发乎情止于礼”的圣人还原成了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小老头，这倒是诙谐幽默之集大成。而在“圣地”“圣人”之乡，曲阜二师的进步学生们是不太满足的，大概是由于看惯了夫子后人的种种姿态，受到格外浓重的新文化影响的缘故。他们对这本剧进行更大胆的改编后，进步人士的校长宋还吾，自然也格外支持。滑稽的是，为增加效果，这部校剧不仅大方地向孔府借来道具服装，还把票子送到圣裔们的手上，这帮不明就里的可怜人也乐得准时赴约，可能是想事必躬亲，体会下伟大祖先的光辉。
戏一开场，孔子玄衣黄裳，精神亮丽，确乎道德高尚。只是往后为了在卫国讨得一官半职，倒也厚下脸皮去见放荡的南子。两人相见，孔子向前深施一礼，随后疾行追赶，南子猛一转身，“胸腹嘴脸两相接触”，引得观众哄然大笑。南子赐孔子白璧一方，他受宠若惊，竟拜倒在女子的石榴裙下，直磕响头。台下又是一阵哄笑。接着，南子手执月琴，率领众歌姬围着老夫子边歌边舞，引得他神魂颠倒，念念有词:“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我过去讲的那套仁义道德全是放狗屁啊! ”这时，台下掌声四起，欢声雷动。前排观剧的孔家后人们，一个个自然是气得脸色发白，悻悻而退。
然而，地方大族的成年人想要收拾几位学生，甚至想把他们背后的大人也一网打尽的心理，纵是几千年都没变过的。他们最擅长的，无非是越级上报，甚至告上御状去。恰好现实会给他们如此的机会。
政府司法院的领导张继，正陪同来华瞻仰孙中山的日本前首相犬养毅谒孔。衍圣公府的大老们连忙八抬大轿、好生招待。借他们的嘴，狠狠地在二中训诫了一番，算是挽回一点“与国咸休”的威风。这还不算完，侮祖灭师之仇，非上达天听不可。借同是后裔的孔祥熙之手，一封控告状直接飞向南京，摆在蒋总司令的案头上。
蒋先生对孔府不太陌生，同年年初，他率军北上，正好在曲阜好吃好喝一顿，手下扈从也沾了总司令的光，竟能和现今活着的圣裔贵族同在一桌了。他也是仗义心肠，戎马倥惚之间不忘“提醒”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可惜蒋梦麟不太听蒋公的话，手下也贯彻他的意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后啼笑皆非的种种闹剧。
主持调查的朱葆勤、何思源、张郁光三人，恰好都是同情二中师生者。这也难怪，在党途生涯郁郁而退的先生们，总归是想启化民智的。更何况该学校较为特殊，进步思想尤为普遍，激进到国民党的党部都管不住的程度。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势拔除了明面上的共产党员，却无力掌控当地局面（离圣地不远的济南，军政府尚且对强邻的横行毫无办法）。这几位大员却对孔家上下置之不理，最后呈报“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以图草草了事，也是遂民心之举。
纸总是包不住火，上层的孔先生从前仿佛与此事无关，现在也要替自己多少年前的远亲们出头。他一面声明反对废止祀孔祀田，一面把总司令的大驾引到山东来。对何思源“当面训斥”，要求“严究”。
焦头烂额的总司令之所以要插手这件事，只拿当时情形来论，用意被他的捉刀写在布告上了，即所谓“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也”。蒋公只是粗通文墨，但历史上如何联合更落后的势力巩固威权的手法，却还是心知肚明的。常有人说，不明白已被甩到最末一梯队的旧党，如何能获得当政者之重用，其用意大概如此。且不论蒋先生思想还停留在什么年代，就是换作受到西学教育诸公，腐朽的木头总是比激流好用一用的。先生们不是时常也要“向传统文化中寻找真理”，翼赞下“乡贤政治”的人情味么。
群情激奋的学生串联全国，扛起了反封建的大旗，这也是让衮衮诸公不放心的一点。纵使是进步的学者，也不免积极表态的同时暗自蹙一蹙眉。传言中二中是赤化的堡垒，政府虽然把带头的共产分子揪出来，谁又知道背后隐藏着多少暗流呢？官吏们也颇为难办，怕落得个管教不力的罪名，毕竟在党的领袖们心中，进步的道理只能出自他口，别人替他立言，就是激进、是附匪。此所谓全国训政是也。
只是，国民政府既然标榜三民主义，“矢志革命”，不能不表现出扫除封建的举措，但同在官场，又不可闹得太僵。最后的处理是将宋还吾调离曲阜二中（其时他已经不管理学校事务），并开除两位学生会领袖等激进分子作为交待。另一面，曲阜党部警告了孔府打算武力闹事的企图，顺便强调了“一个党”在国内的权威，权当是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略微关注下两位学生主演的结局，竟也颇有意思。被作为靶子开除掉的二人其后果然投奔共青团，先后在“剿共战争”和抗战中壮烈牺牲，岂不也应征了知名人士们对学生运动的恐惧？只是，没有子见南子的小小风波，有觉悟的年轻人也总会成群结队“到延安去”，他们却总不想明白。
另一面，孔家的当家孔德成不得不出面做出些让步，既然“往事已成沉迹”，没有复辟者可以“通电”，也就同意去除掉衍圣公的封号。但祀田方面，“敝族私有产业”“环球所瞩目”，蔡元培等“蹂躏人权”，反而非法起来。结果，取消孔府地方特权的计划也是无疾而终，孔圣的后裔总算是又熬过了一次朝代更替。
绝大部分孔氏的老学究，其实是无力理解外界变化的，外界自然也懒得了解他们。孔繁璞、孔传癱等六七十岁的老叟，和学生们对簿公堂，却被临时找来的几个小学生气得哑口无言，直教法官也哭笑不得。往后呢？无非是气死的气死，苟能幸存的继续在自己的祀田上，“吃酒”“打牌”“哈哈”。
作为文化象征的孔府，早就随着儒教被打倒而失去政治资本。国民政府也只肯赏个奉祀官做做样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作为地方大家的曲阜孔家，仍旧是作威作福得很。这在民国的三万万人民居住的一千万领土上，是常见到不能再常见的事。
儒学也好，儒教也罢，从来也只是替人充门面的摆设，用来教育大众什么事不能干，却唯独忘记规定地主大族们应该怎么干。剩下的种种招术，“贡纳”“催租”“囤地”等等，便是圣贤之书没有教导，“无师自通”的学问了。纵使是天赋异禀的圣裔们，也没有给自己张贴什么“子曰诗云”的理由去“取之有道”，无非是“天行有常”，一代代使用下来。中国的其他人士，自然更是心安理得地沿袭之了。从这一点上，倒是比有些嘴上不肯承认的先生们坦诚。
而像孔令贻之类，目标则更理想一些，是为着“中华文明之存续”“抵御外侮”而摇旗呐喊，纵使与他合作的几位下场都不好，也要坚持“吾道不孤”，成了众人攻击的靶子。照我说，倒不如学一学孔祥熙先生，多投身现代化建设，与潮流接一接轨，将来在国外养老也好有个投资的本金不是。
总之，这段历史上的公案的确是个很人情味的小段子，也难怪会引起真假卫道士和凡夫俗子的注意，甚至头几年还会有另一拨人将它搬上舞台。不过，这就是另一个体系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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