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灿若繁星，其中，儒家对“天人”、“欲物”、“德刑”三大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几乎涵盖了生态文明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三大核心问题。为叙述方便，我把三大关系简称为“三论”：“天人论”，即天人合一；“欲物论”，即欲多物寡；“德刑论”，即德刑双用。“三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天人合一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因天人一体并相互感应，欲多物寡必起纷争，造成生态危机；仁爱万物、严刑峻法才能转危为机，达成生态文明。
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理想境界
天（自然界）与人（人类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是二分的、对立的，人应当主宰自然。因此，征服自然为其首要任务。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是渔猎民族的生存方式，崇尚自由民主，信奉科学技术，迷信武力征服，他们率先迈进工业文明，首先遭遇生态危机。
传统的东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人不能主宰自然，要顺天道、通人道、道法自然。因此，和谐自然是首要任务。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农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倾向保守，爱好和平。结果是经济社会长期落后于工业文明。但进入工业文明后，受西方主流价值观胁迫，逐渐与西方文化并轨。
有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念，以此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就会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和大自然是一体的，我们对大自然的善行，必将得到大自然的善报；反之，就会得到恶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认识到“天人论”的理念非常重要。在这个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世界里，只有与大自然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才能不至于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才能保证我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吃到放心的食品，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永久地生存在绿水青山、丰衣足食的美好环境中。
所以，要加强“天人论”的宣传教育，让“天人论”在全球人类中广泛传播，落地生根。让人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环境；像深信人不能离开空气、食品、水一样，深信“天人论”。为此，则生态文明的观念就能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保护资源环境意识就能在全社会播散，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就能在人类的心灵里筑牢。
欲多物寡：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
满足欲望是动物的本能，人类尤甚。但“欲多物寡”却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人类历史上，生态危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农耕文明时期，照样也有生态危机，如世界文明中，消失的古巴比伦、古玛雅文明、古撒哈拉文明和我国的楼兰古国，还有黄河文明的消退，都是因为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危机而造成的。人口增加了，耕地不够了，毁林开荒，超载过牧，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沙化，在气候恶化的作用下，生态危机步步紧逼，人类逐渐失去生存的家园。这种状况，当然不像现代生态危机这样广泛、迅猛、严重，但也留给古人以深刻的生存忧患。哲人智者据此认识到一个横贯古今的道理：欲多物寡，必将导致生态危机。
这个魔咒延续到工业文明，更是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发而不可收。工业文明中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的建设力与破坏力并驾齐驱，物质财富与生态危机同步共进，以至于生态危机从局部蔓延到整体，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危害速度越来越加速，进而引发大规模的贫困、饥饿、疾病、战争、社会动荡。虽然生态危机表现的形式、危害的程度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但其根源还是一个：欲多物寡。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欲多物寡”的判断，直指病根。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并不因时空的变换而失色，亦不因民族、国家、习俗的不同而失灵，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智慧。悟到这一点并以此去认识和寻求生态危机的解除之道，就会少走弯路，直达核心。
要解除生态危机，我们可以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办法，但这样的技术、经济、制度措施，只能治得了一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全球化，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同样会全球化，单靠一国或少数国家、单靠技术经济和制度层面的治理，都不可能解除全球生态危机。我国几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出现了边治理、边污染，治理赶不上破坏，局部好转、整体严峻的形势，更遑论全球治理这么重大的任务。
因此，全球人类的生态危机解除，看来必须从更高、更实的层面入手，要直指欲多物寡这个根源，对症下药，辨证施治，才能手到病除。否则，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治标之举。
德刑双用：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路径
既然我们认识到天人合一、又能相互感应，也知道欲多物寡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欲多物寡的困境、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如何摆脱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呢？
中华传统文化给出了路径启示，即“德刑双用”，从仁爱万物出发，实行德治和法治并举，以法治标，以德治本。
关于刑，儒家历来重视生态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从对生态要素的保护、节约、利用，到生态环境管理职能设置，对违法行为的惩治，都有详尽的规定，并予以严格执行。比如，政府规定，春天不能进山伐木，不得杀虫取胎、倾巢毁卵，不能投毒入水、密网捕鱼，要应时而取，节约而用。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山水林地等管理职官，负责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对违法者，以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打棍子到杀头的刑罚；对守法者，则有税费方面的奖励措施。儒家对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实践，对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很有启发。我国生态环境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严重缺失，立法不严密，执法不严格，违法不纠正，各种规章制度漏洞太多。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包括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此给予全面检讨和部署。古人尚能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严刑峻法，我们更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管理文化，健全生态文明的法制、体制、机制，打造制止生态危机的“杀手锏”。用制度建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作为发展方式的主体；促进消费方式转变，政府要“惠而不费”、“为礼用俭”，全社会戒贪戒奢，把可持续的绿色、理性消费作为社会消费生活的主体。
关于德，儒家的核心主张是仁爱万物。儒家认为，治理社会也好，协调天人关系也好，必须“德刑双用”，不能单打一，这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既要重视“术”的治理，又要重视“艺”的保障，更要重视“道”的提升。因此，我非常喜欢“鲁恭三异”的故事。据范晔《后汉书鲁恭传》载，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看看，这才叫生态道德教育已经深入人心。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励，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我感觉，中国梦最有可能在一个领域率先实现，即用生态文明为万世开太平！向全世界传播生态道德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精髓这一软实力，与向全球市场输出商品这一硬实力，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放缓、生态危机肆虐的现实背景下，输出生态道德文化和普世价值，抢占人心，可能更易于获得突破。我们应当坚信并自信：得民心则得天下，以生态文明得到的天下必将传之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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