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窗

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刚上初中。我和我妈住在当时还没被拆掉的老房子里。

我们住的房子是90年代长沙较早的一批商品房，刚搬来的时候房子下面是商场，不远处有舞厅有市场。周遭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后来没过几年，我家附近修了一座立交桥。立交桥笔直地经过我家门口，桥上并没有通往桥下的路，得往前多走好几公里才能调头下桥。正是立交桥这一设计缺陷，严重阻碍到我们这一片区的经济发展。

这个愚蠢的立交桥让我家附近的热闹不复存在，周围的商场饭店舞厅也都一一倒闭。于是，那些有钱的邻居陆续搬走了，剩下的多是一些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或者退休的老人。

距离我家不到20米的后面有一栋四层楼高的房子，是某粮仓的职工房，房子里外都破烂不堪，一层楼只有两个公用厕所。

从我家的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的房间，透过这扇窗子，我看见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她的房间看上去逼仄拥挤，不大的空间里摆放了一小床一桌一椅以及一个看上去年代和她一样久远的衣柜。

老人头发花白，行动迟缓。她总是痴痴地坐在窗边发愣，面无表情，像一具瘦弱的干尸。

门外走进一个中年男子，那男人穿着白色的工字背心，布料像是被水洗过至少上百遍后的松垮破旧。男人留着参差的胡子，让我立刻联想到了抗战片里那些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军阀们。

男人的手上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隐约看到是一些残羹冷炙。男人粗暴地拿着勺子往老人的嘴里灌，老人根本来不及吞咽，饭菜夹着汤汁从老人的嘴边溢出。男人看到后恼羞成怒，“啪”地一声将盘子摔在桌子上，扬起手就开始抽掴老人。

一下，两下，三下……男人的手重重地落在老人的脸上，老人的哀嚎像乌鸦的叫喊一般，凄厉，一声，两声，三声……直到逐渐演变成孱弱地微鸣。老人是那样无力，除了喉咙里勉强挤出的一点声响，甚至连抬头的力气都快没有。最后男人停了手，不知道是不是怕把老人打死了，还是只是手疼抑或是打累了而已。

男人转背离去，老人被留在那间狭小的房间里，像最初那样，又恢复了一个人的平静。不同的是，脸上本就干瘪的皮肤更加皱成一团，伤痕夹杂着泪痕，在那个晴朗的午后，被阳光映照得额外刺眼。

目睹了这一切的我感到悲愤和害怕，毕竟那时自己只是一个孩子，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赶紧藏了起来，怕被那个可怕的男人发现。

那一晚后我又接连失眠了好几晚，我怕睡着后那个面目狰狞的男人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怕再次听到那一连串凄惨的悲鸣。连着几个星期我才慢慢走出那日的阴影。

对面的楼里还住着我的一个发小，后来鼓起勇气向她打听那个被打的老人。

发小描述得云淡风轻：被打的老人是粮仓的职工，她奶奶的邻居。退休后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年轻的时候气盛不饶人，和同事邻居关系都处不好。现在老了中风又痴呆，经常被儿子“教训”。所以即使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也懒得去管。再说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外人就当看看热闹，没有人会去自找麻烦。

不到半年，老人走了。葬礼那天，一大早就听见锣鼓唢呐的声响。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大巴车，上面挂着白花。男人在振聋发聩的鼓声中捧着老人的遗像从楼上走下来，没有一丝哀伤的神情，甚至装都懒得装，匆匆地踏上了车……

那扇窗，将人性中最残忍丑恶的嘴脸呈现在一个孩子的眼前。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想起那扇窗，心有余悸的竟不是那个残暴不仁的老人之子，而是作为邻居的那群大人。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笔下麻木不仁的那群中国人，想起他说的中国人最需要医治的是“心”不是身体。

能忍受这样残暴的行为还能习以为常，证明它在世人的眼中本就不可怕。在那些大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件邻居家的家事，谈不上什么大事，更不要说能构成犯罪了。因此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现在看来简直比犯罪还要可憎。是这种沉默，让干坏事的人越来越嚣张，目中无法，也是这种沉默让受害者渐渐失言直到绝望。

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人们逐渐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和同理心。

那附近的房子多年后被政府征收拆掉了，那扇窗外的世界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

再次回忆起那天，春日里的阳光温暖而和煦，老人孑然一人端坐在窗前，阳光在她嶙峋的手臂上跳跃。男人没有再出现了，一切都是那样静谧美好。故事便在那个时候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