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湖南境内足足呆了两个多月，其中在辰州和常德的讲学就耗时将近两个月。
王阳明于正德四年（1509年）十二月离开贵阳，一直到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中旬才到达江西吉安府庐陵。
上任之前，王阳明再次入住萍乡武云观，又一次拜谒濂溪（周敦颐）祠，最后于三月十八日到达庐陵任所。
庐陵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历史上涌现了如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解缙等一大批名士。
但是，正德年间的庐陵经济凋敝，诉讼成风，老百姓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打官司，县衙诉状堆积如山。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没有文化的人闹矛盾，严重的，要么相骂，要么打架。可是有文化的人不一样，凡事爱说个理，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掰扯个道理，可惜大凡都是歪理，而不是公理。庐陵地方的人，文化底蕴深厚，即使你不想闹个明白，也会有人主动揽事，帮你说个理。因此，当地诉讼成风。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也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把法律条文拿出来说事，夫妻吵架、家庭矛盾，都祭出法律大旗。
但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都不是这样，刑罚历来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前面提到的张叔、文澍都是现成的典范。
面对这种恶习，王阳明发出了第一份《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治标又治本。
当务之急是治标，因此他规定每次只能诉一件事，每份诉状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30个字。够不讲道理的，但效果直接。
当然，重要是还得治本。他在文中表示对此为大家感到羞耻，
劝谕百姓知礼互让，和巽自处。
王阳明就发了一份告子弟书，就想改变局面，可也没那么简单。历任县太爷都为此苦不堪言，很多人也不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县老爷有什么神通。
因此，不少人仍然呼号道路，王阳明一下子就接到数千案件，批阅其词，大多虚妄，凭空架捏。王阳明也干脆，索性下令停止受理案件。若有急事，由乡老据实呈报县衙，查无实据的，乡老连坐。同时遴选里正三老，委以断讼之职，囹圄日清。这既是权力下放，调动三老的积极性，也是分级负责，分散矛盾，避免把矛盾集中到县衙。
要服众，还得为民办实事。
当年适逢灾疫大行，缺食少药，致骨肉相弃。王阳明于是派遣医生下乡，并发布第二份《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称自己“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要求灾民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饘粥；宣布贫弗能者，官给之药。
王阳明考虑到百姓的实际困难，当月又自行免去百姓军粮折银，五月上报镇守府要求蠲免庐陵县折银。
针对县境多盗窃的情况，王阳明建立了“保甲制”，盗情得以控制。
祸不单行，六月，庐陵又发生旱灾，伴随火灾频发，王阳明再发《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要求各地修缮防火设施设备，拓宽火巷。
在广施善政的基础上，王阳明设法树立官府的权威。原来的庐陵县衙破败不堪，王阳明于是兴建仪门，拓廊庑，增东西垣墙，将县衙修葺一新，建制齐整，气象庄严，令谁也不敢小觑。
庐陵的气象顿时为之一变。年轻的严嵩有一首《观王阳明书石刻》诗，可以为证：
作宰庐陵县，阳明称古风。
起废葺宫宇，节用恤瘝恫。
刻辞招后来，庋石当庭中。
已叹仁言博，兼怜书迹工。
来游非在日，怀览意何穷！
八月，刘瑾等八虎伏诛，九月王华恢复南京吏部尚书待遇。好友湛若水寄来《秋怀三首寄王庐陵阳明子》，其一云：
秋月缺复圆，客行久不还。
不还岁亦暮，念子屡长叹。
叹罢继以歌，歌尽泪如泉。
何时得会晤，所怀万一宣。
十月，王阳明进京述职，临行前发布第十一份《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告谕“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各安尔室家，保尔产业，务为善良，使人爱乐，勿作凶顽，下取怨恶于乡里，上招刑戮于有司……县令且行矣，吾民其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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