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诚如很多人所说，文学充满着深深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意指文学自身题材和内容等方面的形式多样，也意味着其作为时代变迁和个人精神的延展，自身的发展有时也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典型的表现很多，比如某个时期非常流行的文学题材和人物类型，当人们认为那些文本将成为“经典”永远流行的时候，仅仅二三十年时间也许就会看到其烟消云散。而有的文本族群在当时也许命运多舛，但时间最终见证了什么才是文学的不可抗拒力，它们终成真正的经典。文学的这种不确定性，说白了，还是人类现实世界和精神境界的映射，文学的命运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人们自身命运的反照。
时代发展的迅速总让人措手不及，当下的问题不仅在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更含带着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实现。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城市化即便完全实现，在根骨里我们仍然是一个格外依恋故土的民族，“背井离乡”是这个民族对于漂泊的个性描述，也是基因中乡土难离的鲜明佐证。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自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甚至从我们的白话文革命开始，当年叱咤风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奠基者们可以接受全盘的西化，但对于乡土中国的永恒主题却惊人地保留了基本的敬意和谨慎。
那么，当互联网让地球都成为一个“村”的时候，乡土文学究竟道路如何？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在上世纪最后三十年迎来的是一个跳跃式发展的过程，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杜拉斯、昆德拉、卡尔维诺、毛姆、茨威格、卡佛、钱德勒、菲茨杰拉德等一下子涌入我们的文学疆域，马原、格非、残雪、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作家作为先锋派不断高扬着新的旗帜，乡土文学除了最初作为伤痕文学的某种载体而显扬，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其文学印象在人们心中是逐渐淡化的。所以，当迟子建在今年为读者献出新作《候鸟的勇敢》，这位一直以来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作家带给人们的，也许除了文学自身的艺术之外，还有更多的关于乡土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深层的思索。
一如迟子建绝大多数的小说，《候鸟的勇敢》仍然描写的是白山黑水间的故事。寒冷偏远的瓦城有着茂密的森林，每年冬去春来之后，北上的候鸟就将在这里度过整个夏天，它们在金瓮河水域休养生息、哺育下一代，寒冬来临之前，又将飞往南方。候鸟迁徙区为自然保护区，距离瓦城并不近，是一片手机信号和电力都无法供应的深山老林，故事在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张黑脸和周铁牙周围展开。张黑脸在多年前一次扑救山火中与其他队员失散，深山中遇到老虎被吓昏，醒来后变得痴痴傻傻，在老伴儿去世后，来到了管护站。周铁牙的侄女是瓦城林业局副局长，也算是“上头有人”的人物，管护站虽然偏僻，但却被周铁牙看好，他将此地当成个人的世外桃源，一方面克扣点儿上面的候鸟保护经费，一方面偷猎点儿野生动物，小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如果从故事框架结构来说，《候鸟的勇敢》向读者展示了很标准的乡土小说气息。乡土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脉，是熟人社会的现实光影，人与人之间在这种熟悉中掩藏着各自的欲望，也在这种熟悉中度过着自己的悲喜人生。小小的瓦城也同样如此，张黑脸成为乡亲们眼中的痴傻，他的女儿张阔泼辣着自己的人生，周铁牙见证着瓦城官场的风云变幻和各式潜规则，瓦城的“权贵”渐渐成了如候鸟一般只有夏秋才回家乡的新阶层，留守的普通百姓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谈论着家长里短，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貌似平静地流淌。其实，如果细细留意我们的乡土文学，在最初的发端，不管是鲁迅的鲁镇，还是萧红的呼兰河，以至莫言的高密，再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优秀的作家总是将乡土文学置于一个解构的位置，即将传统的乡土概念延展为现实主义的土壤，甚至在当代文学大系中，乡土文学成为某种更加先锐化的文本载体。
从《候鸟的勇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源自乡土，呼应寻根，但充满着解构味道的新小说的气息。《候鸟的勇敢》与《爸爸爸》、《棋王》、《透明的红萝卜》这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小说一样，乡土时空中的故事充满着非现实主义的色彩，与曾经在大陆一度流行的新写实小说面貌迥异。在《候鸟的勇敢》里，这种解构让读者依稀看到超现实主义的星光，那里飘忽着现代主义的云影，同时，读者又听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心跳在迟子建静水深流的文字间依然鸣响。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除了张黑脸和周铁牙的管护站，隔河相望的地方被作者设置为一座尼姑庵——娘娘庙，德秀师父和鳏夫张黑脸渐渐走到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既现实又虚幻的小说设定。以至书中突如其来的那场名不副实的“禽流感”，张黑脸遇到老虎的当时，类似“神鸟”的东方白鹳神奇地守护了张黑脸，甚至小说的最后德秀和张黑脸在严冬已至的时候，在深山中的迷失，都充满着玄幻的色彩和味道。
这种解构，也体现在整个《候鸟的勇敢》的故事地点的设定上。瓦城，按照我们的乡土小说分析逻辑，应该是一个类似沈从文边城或者鲁迅鲁镇的地方，然而，迟子建与莫言的情况很相近，都选择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乡土所在。我们看到莫言笔下的高密更像是一个充满着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相比之下，迟子建的调子要低，但仍然让瓦城成为类似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小镇。在瓦城，我们印象中的乡土气息实际上是消解的，比如瓦城的官场，周铁牙每年的“固定项目”就是偷猎野鸭，然后回城打点，于是瓦城官场生态中的众生相透过这次“旅程”被渐渐展开。林业局局长邱德明的父亲就是瓦城的“候鸟族”，在南方风景好、气候宜人的地方有着房产，从三亚回来的他已经渐渐不适应家乡的气候。营林局局长蒋进发正处于退休前的工作懈怠期，一定要随周铁牙回深山中的管护站“调研工作”，从他的口中又渗透出周铁牙当林业局副局长的侄女与市委书记的暧昧关系。其实，如果将这种设置放在另一个地级市或者甚至省会，迟子建的笔力仍然可以支撑起这种官场小说的架构，但她想要做的也许只是让读者意识到瓦城已不是单纯的乡土小镇了。
其实，按照张良丛在《从解构到建构——后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系谱研究》中的说法，解构与建构是不可分割的两种方式，真正的解构往往伴随着建构的内核。迟子建在《候鸟的勇敢》中有意或无意间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瓦城这白山黑水间偏远的小县城已然很有城市化的市井气息，乡土的味道已经在淡化。当我们读到周铁牙偷运国家禁猎的野鸭下山，检查站的老葛与其配合过安检，却又偷偷用手机在车上给周铁牙录了像，而后意图要挟周铁牙为自己的女儿找关系进事业单位，这个时候，我们惯性记忆的乡土已经在远去了。我们所说的文学不确定性就在这个时刻，从鲁镇到边城，甚至当年的呼兰河，“愚昧”和“守旧”一直标记着、一定程度上成就着但也同时困扰着中国的乡土文学，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标签被其他的东西代替了，因为文学必须也必然会实现记录时代发展和人心嬗变的文本功能。
迟子建对于乡土文学的这种建构，并没有止步在故事层面，特别是在人物设定方面，寄托着更多的哲思层面的建构主张。《候鸟的勇敢》的主人公张黑脸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人物，张黑脸是瓦城人眼中的“傻子”，他整天痴痴傻傻，说些人们不懂的话，做些三岁孩子般天真的事儿。管护站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周铁牙眼中赚钱的营生，也没有高到事业的高度，他只是单纯地喜欢那些深山中的一切，特别是与他特别“有缘”的各种鸟儿，在他的眼里，鸟和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会与河中的野鸭共舞，看到野鸭求偶他会跟着脸红，当来到管护站“调研”的蒋进发局长逗他说要卷铺盖和候鸟睡的时候，他会很郑重其事地说：“那可不行，人家候鸟可都是一对一的夫妻，正是下蛋的时候，你掺和进去，万一下个隔路的蛋，孵出来的东西，人不人，鸟不鸟的，那可咋办？”
但是，也正是张黑脸这样的人物设定，让我们感受到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乡土环境中，我们迷茫和困惑的根源和出口到底在何处。很明显，瓦城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乡土，以往乡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已经无法支撑其文学内核和回答现实的拷问。所以，即使不少人会由迟子建想到同样来自白山黑水的萧红，但我们的乡土小说却必须走出一条经由解构之后的建构之路，才能避免消亡的命运。如果仍然将“愚昧”等以往乡土文学的讨论点作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切入点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赞扬着人们“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但仍然大篇幅地展示呼兰河人愚昧麻木、混沌无聊的生存状况，描写的是一群个性模糊的小人物在古老的乡村里如蚁兽般的生生死死，浑浑噩噩。
瓦城人的困惑和迷茫很明显不是呼兰河式的，迟子建在这个问题上的大胆很值得注意。《候鸟的勇敢》以瓦城这样一个偏远小城为蓝本，勇敢地揭示了当下社会更深刻的问题，其中除了揭露官场的各种潜规则，更深入的地方在于揭示了阶层的分化。在小说中，迟子建对此的表述非常明确和直白，她写道：“拥有漫长冬季的瓦城，阶层的划分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官人与百姓、富人与穷人这些司空见惯的划分，又多了一重——候鸟人与留守人的划分”。那些冬季有条件去温暖南方过冬的“候鸟人”和只能在瓦城苦熬长冬的“留守人”的矛盾正在激化：“候鸟人买东西时，小商小贩随意加价，若与之讨价还价，他们会讥讽说，留着那钱能花着吗？别像邱老和庄如来似的，人死了，钱一堆，没处花了！”
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面对着极具分化的社会阶层，面对着“金钱万能”的价值冲击，思想是困惑和迷茫的，因为以往的淳朴和忠厚已经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种一边解构，一边建构的乡土文学样式，《候鸟的勇敢》解构了传统乡土文学的文本土壤，乡土中充满官商气息，人们也充满着社会生存的智慧。同时，在这种解构中，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悄然成型，那是乡土与市井的混杂，在文本创作自身又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杂糅，在思想内核上从热爱故乡、自强奋斗向价值探寻和精神救赎方面发展。如前所述，张黑脸这个人物正是体现了这种乡土建构的文本创作目，人们调侃他的“傻气”，却也敬畏他的“仙气”，说张黑脸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张黑脸周围的人完成了基础性的乡土解构，比如张黑脸的女儿张阔在私生活上的开放，在经济账上的精明。而张黑脸则完成着一种建构，即乡土文学的主人公从“平凡的世界”走出，不再书写“苦难史”，而是成为类似《瓦尔登湖》般寄托着哲思的人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人人向钱看的环境中，张黑脸身上寄托着一种冲破眼前庸常生活，在自然和自我中找寻另一种解脱的希望。
毫无疑问，文学上的突破从来不是一日之功，《候鸟的勇敢》的背后，这种乡土解构和建构的局面其实一直伴随着迟子建的文学创作经历，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从《北极村童话》开始，白山黑水间的家乡就成为她小说不变的目的地，至《额尔古纳河右岸》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创作巅峰。也正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迟子建来自于乡土的文字开始了某种转变，在这部小说中，乡土故事载体的意味在隐约变淡，而哲思载体的意味在明显变浓，迟子建实际上写的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吞噬”，在一个部落荡气回肠的消亡背后，是随着妮浩萨满的死亡,人类神性的消失,以及人类与大自然沟通的切断，而这已经完全不是传统乡土文学能够承载的意义内核了。在迟子建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她有意或无意地继续留在乡土的空间，但受萨满文化熏陶的迟子建已经开始在小说中探讨“生死观”及更多的灵性问题了。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对乡土文学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其实，无论是蹇先艾的“贵州”,还是裴文中的“榆关”,所说的都是文字在“地域”上的缘起，关键还是背后的“侨寓”所代表的故乡情结。而故乡情结除了代表着故土难离的血脉渊源，还象征着人无论经历如何的漂泊，仍然需要在精神家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因此，乡土文学的解构和建构本身早已也应该摆脱单纯文学理论文本研究的范畴，文学可以分类，但绝不应该泾渭分明，关键是对自身出处的敬重和感情，关键是对浮躁大潮中内心善念的信仰和坚守。诚如迟子建所说：“他们有可能会失望，或者会喜欢那个地方（大兴安岭）如画的风景，但他们看不到那些山河灵魂里的东西。可是我在那儿，就是那片土地的一个主人，我整个的灵魂和文学的根在那儿。我觉得故乡，它就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爱人，我要好生呵护它，它也会呵护我。”也许，这种发自内心、不顾一切的呵护正是候鸟的勇敢吧，因为，额尔古纳河永远不会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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