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假期，我回到老家。第二天舅舅开车蜿蜒在山间行使一个多小时，到了舅公家的小村子。村里有舅舅相识的老乡，帮着照看外公的坟冢。
老乡拿着镰刀，带着舅舅和我们往一片山地的高处走。虽然是寒冬，过人高的无名杂草和枝枝杈杈的树木纠缠着，厚厚地挡在前方看不到路。老乡走在最前面，手脚并用推挤踩踏，用镰刀砍断不愿让道的树枝、草茎。我们一个接一个紧随其后勉强通过，回身已看不到来路，四下只是一样的荒凉芒草。
走了二十多分钟，看到一个坟冢，在二十多平米的空间里尚能分辨的出形状。老乡平日照看着，保住了坟冢与野草间尚能分辨的界限。我有些无措，外公和这一个荒草间的土堆实在难以画上等号。
我最早的记忆里，是外公握着我的手，蝇头小楷写一个“中”字。外公说：字要中正，人要中正。中字的一竖最难，屏气凝神，一股气力贯穿，才能写出点样子。
我是外公最疼爱的孙女，在后辈中，她总是不顾上一辈人的抱怨，单单把所有的时间用来陪我这个外孙读书写字。孙子孙女他全不管，只带着我、教我。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出去玩，我却要天天练字、背诗、学很多的规矩。
外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三岁的时候，带着我汽车颠簸，到了一个到处施工泥泞的小镇子。外公说，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石佛。
那时交通不便，通信更是不发达。荣县大佛正在全面修缮。外延搭满脚手架，工人在竹片竖扎成错落跳板上自如行走。外公带着我找了许久都没有发现卖票的地方，于是也学着工人的样子猫下腰钻过脚手架一层层顺着往上走。外公兴致勃勃地介绍大佛，三岁的我哪懂得什么，日子里只有蚂蚱、糍粑、爬山嬉戏，全不知这是外公对我的良苦用心。
那天唯一记得的是脚手架和巨石的缝隙处渗出的光，将大佛五官照的分明。外公站在脚手架间，指向正前方几米外光滑巨石上一道深深的、美好的对称弧线，激动地说：“那是大佛的嘴唇。”
那时的我被震撼了，佛祖太大了，人太渺小了。
只外公要一个才女，我却如此普通。
那次之后，我跟着母亲去了西北小城生活。外公为了我，从老家来到西北照顾我。
这座戈壁滩上挖出来的城市，飞沙走石像极了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煽动芭蕉扇的情景。冬天只有菜窖里一放一冬的大白菜和土豆。
相比之下，老家每天要买三次菜，就为了吃个新鲜劲儿，菜要带着露水摘，带着硬生劲儿打理了下锅，更不可过夜，季季常绿，单是小菜就没有重样的。
外公那个挑剔的味蕾，硬还是能将一种菜吃出十分的火候、百般的不同。怪不得外婆买菜做菜总是小心翼翼，认真的表情大有大厨料理、形神合一的专注。小时候的美食让我到现在也不好认真的评聘所谓的“美味”，因为那时候已经吃尽了，而且再也找不到。就是这样挑剔的外公，硬是在这个西游记里描写的妖魔西域之地呆了一年。
他握着我的手写第一个毛笔字，掌心中的气力给了我对中国书法的第一个认知“气”。日日习练，很小的我就能用毛笔写出好看、不认识的字；五岁的时候外公又弄来一个台湾老太太教abc的录像，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电视学英语。虽然总是无聊到打瞌睡，但总是怕外公失望而简单地一直坚持着。每天晚上，他带着我“one two three four”数数，数完数字数序词。
后来上了小学，他每天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到学校接我放学。每次放学校门一开，学生们如羊群一般奔出大门，一样的蓝色校服和笑开花的脸。我总能远远看到外公在门侧马路牙子边等我，外公也总能在一群撒了花儿的孩子中看到我。
看着挑剔严苛的外公每天不顾严寒暴风接我，我就知道，我只能像外公那样，冷不怕、累不怕、难不怕。
没有外公不会的，如果不会也没有这个瘦小老人学不会的。所以，我总是羞于自己“不懂，不会”，这怎么能成为外公的孙女呢。
外公不得不回老家了。
西北小城的医疗和气候都太恶劣。外公常年支气管炎，饮食起居都是一种忍耐。他需要回家治病开药。那之后他开始给我写信，每周一次。信上诗词文章、人生道理，告诉我老家的事情，一切安好。我必须回信，一周一次，不知道怎么写就照猫画虎，一个个回答外公的问询。
我总会想，外公从来没有将我视为普通孩子教养，他要一个知书达理、琴棋书画的才女，可我竟如此普通。
他从未将我的教育假手他人，无论是妈妈还是学校和老师。他在按自己的标准教育我。我时常想，如何才能不让外公失望，除了让他失望，童年的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并不在意，只要外公满意就好了。
渐渐长大，外公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安静、倔强地坐在方桌旁的藤椅上，一坐就是半天。我只能在放假时回老家看外公。
大学那年，我用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买了白色毛线，晚上开着应急灯成宿成宿给外公织围巾。那时候外公已经不怎么出屋子了，支气管炎让他经常喘不过气来，一活动就好像要把内脏都翻咳出来。大夫说南方没有暖气、气候湿冷。注意保暖可以减轻痛苦。
那年寒假我要回老家见外公，所以之前必须要做好准备：一是考好试，二是织好围巾。考试复习和围巾计划交织在那两个月里终于挣扎着完成。寒假我见到了外公。
数年后大姨与我闲话家常：”那条围巾又长又厚，因为是全毛的，很扎脖子。外公一带就皮肤红红一片。带上吧沉得慌，还不舒服。老头就硬是没事儿就带着，实在不行就取下来缓缓再带上，这话还不让跟你说。”
外公离开时，围巾就放在他的耳侧，大姨说，这是外公嘱咐的。那时我刚刚工作，外公病危时买不起飞机票，坐了两天火车。到家时，已经下葬。
下山
一边聊着，一边从山上往回走，路上早已看不到来路，还是老乡拿着镰刀，一路劈斩着带我们到了山下。
我总觉得，外公从未离开我。我常常回问他，外公，我让你失望了么？所以，尽力中正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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