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札记（23）
一代人有一代人逃不过的苦难。
但多数人饥肠漉漉的日子，好像已渐行渐远。
新生代从来是吊打饿了么，从未想饿了么某天或吊打他们。
其实，人类一万年的生活史，有九千多年写的是饥饿。
苦日子真要是再来了，怎么办？
天地风云，衣食饱暖，总有不遂人愿的时候。
苦日子之祸，万一旦夕突然空降，临阵抓瞎，可就麻烦了。
《容斋》主人洪迈给出个答案，煞有介事。
自古凶年饥岁，百姓无以食，往往就近寻食保命。
墨子曾言：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啥都不靠，等死当鬼。
范蠡谓吴人就蒲赢于东海之滨；苏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实，及啮雪与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为酪：南方人饥饿，群入野泽掘凫茈；邓禹军士食藻菜（《三笔》卷六）。
人不能让尿憋死，主动降维当兔猪。大饥之下，人就不是人！
蒲赢（海螺），草籽，旃毛，凫茈（荸荠）都不算正食。
没挨过饿的都说“煮木为酪”最扯淡！
实际上，荒年用树皮之类煮糊状充饥物，为救荒之法。
《汉书·食货志上》：“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
新莽地皇三年（22年）“煮木为酪”，是史家眼中的劳民伤财的罪证。
当时仓粟告急，已令山泽开禁任民恣取，仍难解困，便尝试新食源试验。
洪迈所言，是历史上少有为王莽说的公道话。
汉未建安中，咸阳人以酸枣、藜藿救急、兖州百姓掘野鼠、蛰燕为食，幽州桑椹为粮等，都是救荒之举。（《三笔》卷六）
三国之世，荒凶不绝，人间几为地狱。
鱼豢《典略》载：兴平至建安元年，乱军为贼纷入长安，军民无粮，“取枣、藜藿以给食，发冢取衣盖形，桑椹为粮。”
饿人变鬼，人吃人一点不奇怪。
洪迈说，在自己老家浮梁、乐平、鄱阳，绵亘百馀里山中出产蕨萁。
乾道七年、绍熙四年的大旱，村民无食，早晚“荷锄往掘，深至四五尺”挖蕨萁根，“日可得六十斤。”
人类饥肠祸及山野植被，破坏是灾难性的。
回家捣粉煮熟呈面糊状，“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
这也是为什么，洪迈能理解煮木为酪的原因。
洪迈叹息：这种天赐植物可救饿赢，也是天眷苍生，却不为世人知用。
洪迈出官宧之家，没挨过啥饿。
他说的蕨萁，屁民都知道是荒凶救命之食。
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写过《剡民饥》。
剡民饥，山前山后寻蕨萁，断萁得粉不满掬，皮肤皴裂十指秃，皮皴指秃不敢辞⋯⋯
饥民遍野掘萁，远非洪迈说的那么轻松。
剡是剡榆，在浙江奉化，与洪老师说的不是一个地方。
人是铁饭是钢，不吃肯定见阎王。
咽野菜啃树皮的，多是底层没招儿的民众。
荒年不是没有谷粟，而是谷粟贵得买不起。
汉元帝二年，齐地饥，米石三千余钱。这可不是贵的。
《英雄记》写汉末幽州蝗旱，谷价一石十万钱；建安七年，“邺中大饥，谷一石二万钱。”
老百姓只能眼睁睁嗷嗷看着，以草维生。
野菜家蔬，生长期短，历代救荒，都抱定草木当佛脚。
大明朝周王朱橚，是朱元璋第五子，洪武11年封藩开封，建文帝时废为庶民发配云南，成祖时又恢复了爵位。
大道得自心死，不折腾难看透人生。
朱橚潜心野菜科研，写成了《救荒本草》，连图带文录四百多种可食野菜。
这个王爷竟变成了位野菜狂人。
花银子从田夫野老手中买野菜，“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召画工绘图。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文图俱全，还教学野菜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比如说黄耆，生蜀地汉中，“今处处有之”其叶“羊齿状似槐叶微尖小”，开黄紫花“如槐花大，结小尖角长寸许”。
救食用时，“采嫰苗叶煠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
已经细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老实说，救荒之法，这类靠快菜解饥的颇多。
光绪22年（1896），郭云陞所著《救荒简易书》第一卷《救荒月令》就属菜类。
如：蚕豆正月种，小满熟；豌豆正月种，小满熟；小扁豆正月种，芒种熟等等。
菜类总有个把月的生长期，救危难救急啊！
靠山靠水尚有一线生机，无依无赖，也只有人吃人了。
大饥食野菜草根，只属饥民自救。
所谓救荒之草，与洪迈蕨萁解饥一样，只能算低水准救灾。
人不是兔子，天天吃野菜喝瓜汤，都免不了会饿死。
封建制度几千年，荒凶不绝。可一般王朝都稳定三百年，没两把刷子维持不了这样。
本邦农业立国，唯粮食安天下。
赈灾的粮食，主要来自国家仓储。
可偶尔时运不济，真赶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汉初战乱未平，关中大饥，高祖刘邦甚至出台允许卖子的法律救急。
汉末董卓之乱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 。”
荒凶国危，政系万家，若小人施手，那就惨了。
唐高宗永隆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上表：“闻京师米价大涨，臣遇太白山隐士，授臣解饥秘药。”
“服此药五年不食，臣家七十余口惟饮水一杯，言若不实甘愿受戮。”
这家伙信誓旦旦并且献上秘方。
无非是黑豆黄豆研末，捣麻子仁末作丸子，吃到第三顿便三百天不饥云云。
简直是开玩笑，把皇帝当成傻子。
当时，高宗李治正狂追道教避谷，刘只是借机投圣所好。
饥荒本世间惨剧，竟成政客捞世界的手段。
这厮后来让武则天批捕，牢中投环自绝人民。
庆元四年(1198）饶州、馀乾、安仁大旱，九月晚稻未实又严霜连降。农户诉于郡县，而官吏言：“不足为异。”
官吏想隐瞒实情，让洪迈想到了一向敢直言的苏东坡。
（元祐五年）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五笔》卷七)
为此，苏轼给宰相吕汲写信：“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同上）
洪感慨：苏公仁人之言！救荒唯良臣方惠及民。
本邦社会兜兜转转几千年，总脱不了小人贤士政治旋涡？
社稷是天子私产，皇帝再操蛋都不敢无视饥馑危机，反而是打工臣子爱玩心眼。
康熙皇帝也感叹：“赈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事。”
凶荒水火，稍不慎便酿成水火江山。
古语：三年耕储一年粮，九年耕无三年储，囯将非国。
以粮赈灾，历代帝王皆视为心腹之“荒政”。
《周礼·地官·大司徒》，在本邦历史上首提十二条系统荒政制度：
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此中舍禁为开放山泽，去几是减税，七八九为减少国家活动，索鬼为祈福。
民生之道，天下之本。
国家富有粮储，方使凶荒民无菜色。
本邦救灾体系，粮储有常平仓、义仓。
两仓均为官办，前者由官府出钱买粮，后者为百姓捐纳，仓制始于隋朝。
宋初亦设义仓，乾德三年(965)，太祖下诏：“比置义仓，以备凶岁”。
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百姓可自仓借贷粮种，秋后偿还，且不收息，如还纳时遇灾或欠收，还可延期。
然而，到绍熙初年，义仓储一石米耗为一斗二升，纳米行贿，其弊日显。
浪费贪污，让洪迈愤愤不平。
用米之精粗为说，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则数外之取亦如之。庾人执概从而轻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给。(《续笔》卷七）
将纳粮分出数等，收粮官凭自手高低，专卡纳粮户，正常二石已是上限，却要纳二石二三斗才能过关。
加上杂七杂八的收费，义仓纳粮户还要多拿七八百钱。（同上）
正因官仓之弊，洪迈的老对头朱熹，众筹建社仓。
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在所居崇安县开耀乡，发动群众搞自治社仓，有点大同世界的意思。
朱熹还写信告诉皇帝，但众筹资本备荒，凭群众自觉，大范围推广太难了。
此时，温州瑞安县知县董煟，对救灾体系建设却颇有见地。
他向朝廷呈五万言《救荒活民书》，提出救荒“五法”、“十六项”政策。
宁宗赵扩看后，直呼：“本朝第一书”，董也擢升从政郎。
五百年后，乾隆帝赞董煟：“实有经济，与同时空谈性学者殊”，诏命重新刊行。
本邦赈济之制，周代已然大备。董煟虽法周礼十二条，但赈粜、减租、贷种、存恤等措施直指时弊，具极强的可操作性。
民有饥馑，国无旁贷。
两千年的历练磨合，一整套荒政之策已完善至极。
然庶民流离，饿莩沟壑，却史书不绝。
荒政渐荒，人不虑饥，历史总难跳出轮替。
荒凶如水，饥饿的浮沫，一时吹散过一时复又现。
饱食暖衣，谁会想冻馁之虞，累不累啊？
城市吞噬农业，商业、电子文明大盛。可问题是：上天不高兴时，粮食从哪儿来？
电脑？还是手机？愿诸君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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