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元月十九日至元月二十二日
因为心情，记录有些懈怠。当初是和勇哥的一个玩笑，说要如果来东莞找不到工作，就写一篇关于他们打工生活的小说，他每月给我五百块钱生活费。当真了，就坚持记录每天的琐碎，当了是积累素材。记着记着，就成了自己心里的块垒了，郁积而后板结，这东西真要拿出去，是没人看的。除非有一天不小心出名了，手纸上写的东西都可以拍卖，瞧着自己今日如丧家犬的模样，忍不住有一丝悲怆。
继续记下去吧，我的足迹。
我向詹先生提出了辞工。詹不同意，也不理解，干得挺不错的，怎么要走呢？这我知道，在群业这一个多月我做事是认真卖力的，至少没让他失望。可我能说什么呢？不想干了。
二十一号下午，我向林副总请假，谎称要去广州接同学，林似乎瞧出我撒谎，也不点破，还批了假条。（后来才知道，林其实知道我去忆难忘上班了，他常去那里消费，和几个董事相熟——瘦鼠注）其实，从十九号起，我就到忆难忘KTV城上班了，岗位是人事部。
詹最终同意了我辞工。他们待我还算不错，我很感激。
算来我在群业干了四十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个工厂里做工，它会成为我毕生难忘的一段经历，我想。
“忆难忘”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并不喜欢这里的一切，每天傍晚看着那些从宿舍里鱼贯而出的浓妆艳抹的小姐们，检查她们有没有佩戴工牌，抽查一下她们是否带上了为客人点烟的打火机，注视着她们穿过忆难忘KTV城的豪华玻璃门，然后音乐响起来，霓虹灯闪烁着，我想起了电视剧里的“夜上海”“百乐门”。
不喜欢又能怎样呢？我得生活下去，忆难忘给我的薪水是四百元。
唉，茫茫然，有些无奈，有些凄惶。
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三日 阴 很大的风 星期天
对这个迥异故土的世界我实在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横行霸道的本地人胯下的“城市老鼠”（我们对摩托车的一种戏称）横冲直撞，然后肆无忌惮地抛下一两句粗话。很多时候，我有些恍惚，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还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周围是否还是我的同胞。我不得不承认刚来厚街时在目睹了一次本地人殴打外乡打工仔的惨剧后阿琼对容儿和我说的那句话多少有些正确。
那次惨剧发生在方树泉医院门口，因为小小的摩擦，一个个外乡打工仔被一个骑摩托车的本地人打倒在地，头破血流，当时阿琼恨恨地说：“这使我对本地人的仇恨又增添了一分。”
有时真的觉得，这些腰缠万贯的本地佬除了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不外就是靠了土地或者房屋出租——说穿了就是靠政策获得了第一桶金。我不明白，难道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人性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吗？有了金钱就可以恣意妄为吗？
打工人的辛酸是深埋在心底的，当他们回到家乡时，那些挣了钱回家的自豪背后隐藏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品味的伤悲。
昨晚听勇哥和阿润说起昨天下午一辆本地摩托在东风二路撞倒一个下班的打工仔后绝尘而去，那个被撞的人满脸鲜血伏在地上，慢慢地爬着。我已经对这些事有些麻木了，在这里，不幸仿佛随时都可能突然降临到头上，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小雨来得不是时候 除夕
在除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中，我该怎样写下这段最后的文字呢？我决定了，从明天起，尘封所有的记忆，让这本记录埋藏在行囊最深处，那里宁静、安详。当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能够重新翻看它，那时一定会是春暖花开，我会摩挲着自己记录下来的足迹，心里阳光灿烂。
阿琼和勇哥的感情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成见和偏执是两条看不见的绳索终于勒死了他们这场爱情。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死去活来，有的只是责任、道义和良心。在前几天，我已经觉得分手将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勇哥很苦，很累，一个人在拼命赶路，结果发现一场奔跑之后回到了原地。阿琼怎么想的，我猜不出，但我能够体会得到悲苦。想起她和勇哥四处托人替我找工，我很感激很感激，河田那小小的出租屋，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风景，简陋却充满温暖。
过年了！
（全文完）
《逝水苍茫》后记
几天前，我终于把那一把零零碎碎的昨日黄花全部移栽到野渡里，还特意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逝水苍茫》，算不得很贴切，也只能如此了。
这是当年黯然离开合川师范学校去东莞流浪的一段真实的记录。在厚街河田的出租小屋，在群业家具厂的办公室里，我一字一句地写，把所有感触滴落笔端。虽然在忆难忘KTV城上班后不再写了，我却一直保存着，临离开东莞时忘掉了衣服却没有忘记带走它。再后来，它就一直躺在某个角落，偶尔想起，却不忍触碰。那天翻找书籍时忽然见到它，惊喜于搬了好几次家竟然没有被当废纸卖掉。重新翻开，看着那一段逝去的岁月，看着那些要么工整要么潦草时而彷徨时而神伤的文字，却是旧时心情。敲完最后一个字，我摩挲着那个旧巴巴的记录本好久好久，然后重新把它放进书柜里，依旧夹杂在那些布满尘埃的旧书中，它也应该有一个生死的过程，不知哪年哪月，亦将如尘土般归于寂灭。
一九九四年四月初，收到学校姜公来信，劝我化解昔日与校方纠葛，要我勿做亲痛仇快之事，并代表学校表示对我出走广东不计较，建议早归重执教鞭。那时，我已在忆难忘娱乐城上班三月余，耳闻目睹许多事，其中匪气很浓，殊非正经，也感到彼处绝非我久留之地。于是复信给姜公，答应辞工北归。四月末，回到学校，姜公操持一切，倒还顺利。至今想来，犹存感念。
那日，当我踏进校园时，同侪惊异，而学校正开行政会，猴獐等人早作鸟兽散，想是怕我做出过激的事来。唯有姜公留在办公室等我，把安排好的课表给我，后又问我还有何要求，我说请允准我一周假期外出散心，姜公慨然允诺。母亲和弟弟已经把我在学校的物事搬回了老家，而我的“逍遥洞”也是蛛网四布，昔日糊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那些巨幅蔡志忠漫画《庄子说》、《孔子说》——从前我让美师班学生替我临摹的——已经破败零落，露出竹片黄泥来，门上“逍遥洞”几个字早已被人揭去，倒是地主的大床还在，由于漏雨，那床中间已经发霉了。当晚，先在校门外彭家餐馆老屋楼顶设宴为自己洗尘，和阿司、小我、北坚等旧友重新把盏，饮酣，不知所云，后借宿小我家。翌日，我往泸州、隆昌看望同学，五天后而返，开始为九一级学生授课。
此番经历在当日算不得精彩，倒是颇有些仓皇，仔细想来，却觉得人生一世，经历即财富，聊甚于无罢。待到今日，回首当日形景，又觉着该当感谢师范校当年那些源于卑劣内心而逼我有此一段生活经历的人，由是，才有了这一把黄花开在野渡。
渡尽劫波，相逢一笑，如此而已。
201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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