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生于1989年，死的时候27岁。
这声叔叔，并不是对陌生人，而是沾了一份血缘。叔叔是我老舅的儿子，按我们那里的辈分，我叫他一声“叔叔”。远亲是不常见的，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只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两次。一次他笑着说我和小时候不一样了，还有一次是他带着新娶的媳妇儿，呼噜噜地在桌子上吃一口面。记忆里他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完全看不出他是受苦之人。那时，我面对这新来的媳妇，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站在一旁，也不知道说什么。也许，从那时，我就不会否认了，他是个内向的人。
后来的事，都是听来的。因为他死了，他再也没有续写的故事，静静地长眠。在腊月二十三的夜晚，他独自一人走上了赴死的路。或许孤独而决绝，或许他在临死前有过犹豫，然而我们都是不可知的了。他没有吃安眠药，也没有跳楼，而是用一种早已不常见的死法：上吊。他在用这种最残忍的死法，来昭告什么呢？
村里人都说他死得不值，又因为他是凶死，竟不让他的死身进村。沿路的人，早已在门前撒上了石灰，好像唯恐这魂灵跑到自己的家中，带来厄运。他确实死得不值，但死者亦已安息，就不用去评说了吧。若要评说，你得说他太矛盾。因为一个有勇气赴死的人，竟没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父母亲。
那压死他的最后一个稻草，或许是他心里的愧疚。与媳妇吵架，分居三个月。临近年关，老父亲拿着一千元去城里找他，让他去唤媳妇回家过年。媳妇脾气拗，说自己不回，然后他就死了，像是死的那么没有骨气。
因为自己没唤回媳妇，因为父母花了十几万来给自己娶来这个媳妇，因为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其中还有部分高利贷。他死时，一定经历了苦苦的挣扎。他必是个孝顺的孩子。父亲常常说咱爷三个好好干，几年就能还完了。然而，城里打工一年的他，没攒下什么钱，要买衣服的钱，是父亲下煤窑挣的。再想想这一年，吵架，借债人的臭脸，也许在那一刻，是不得不绝望了。
总之，人们都不会深究了。人们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个媳妇，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接他回家的那一天，媳妇哭得死去活来，前去给死人擦脸，换衣。没有人同情这个年轻的寡妇，留给她的只有那一天悲惨的回忆。谁也不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就当媳妇是凶手，又有什么所谓？娘家人退了八万，村里人纵是说娘家人有良心，但也不会说这媳妇一句好了。叔叔下葬的那个下午，他的媳妇走了，老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父亲再没有了心劲儿，哥哥过了年或许就不去遥远的内蒙了。
然而，我的叔叔，已在土下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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