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造气,气造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晚明到清时期,由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人为代表的关学家,基于对关学发展史实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考量,通过《关学编》的创制及不断补续编定,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建构”出了关学发展的基本谱系。这种基于关学发展的史学建构,既体现了关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也蕴涵着关学史家对关学的基本共识和不断拓展意识,故而是一种带有“主客体间性”的史学创造。
注: 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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