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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关于情绪偏向元分析文献解读，方便对元分析与情绪偏向感兴趣的小伙伴细细研读。
该文章由袁加锦教授团队在国际行为与神经科学领域权威期刊《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5-year IF：10.02）在线发表了题为“Emotional Bias varies with Stimulus type, Arousal and Task setting: Meta-analytic evidences”的学术论文。
该项工作揭示了人类情绪偏向的影响因素与变化规律，为解决该领域的证据分歧和如何选择刺激情境实现轻松的情绪调节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项工作由袁加锦教授担任通讯作者，合作者包括博士生田宇（共同第一作者）等人
38篇文章共49个效应大小符合纳入标准(Fig.1)，总人数为1263人。每个研究的效应大小和95% CI的森林图如Fig. 2所示。
3.1 总体效应量
总体效应大小无统计学意义，g = -0.06, CI:-0.21 ~ 0.10, Z = -0.72, p = 0.47。异质性分析显示，纳入的研究中存在中度异质性，Q(48) = 173.01, p < 0.001, I2 = 72.26，说明随机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存在显著的调节因子影响情绪偏向。
3.2 调节变量分析
唤醒度调节因子(高/低)有统计学显著性，Q (1) =6.70, p < 0.05。高唤醒刺激的总体效应值(g = -0.27, CI: -0.48至-0.05)显著低于低唤醒刺激(g = 0.12, CI: -0.08至0.32)。其中，高唤醒刺激与可靠负性偏向相关(Z = -2.46, p <0.05)，而低唤醒刺激的情绪偏向无统计学意义(Z = 1.17, p = 0.24)。
刺激类型(情景/言语)的调节因子有统计学意义，Q(1)= 13.33, p < 0.001。具体而言，图片刺激研究的总体效应量(g = -0.30, CI:-0.49 -0.12)明显比语言研究(g = 0.21, CI: 0.01 - 0.41)更负。具体而言，情景刺激与负性偏向相关(Z = -3.22, p < 0.01)，而言语刺激与正性偏向相关(Z =2.01, p < 0.05)。
任务类型(外显/内隐情绪任务)的调节因素也有统计学意义，Q(1) = 6.72, p < 0.05。外显情绪任务的总体效应大小(g =-0.37, CI: -0.62 -0.11)显著低于内隐情绪任务(g = 0.04, CI: -0.14 -0.22)。其中，外显情绪任务与可靠的负性偏向相关(Z = -2.84, p < 0.01)，而内隐情绪任务不存在可靠的情绪偏向(Z = 0.46, p = 0.65)。但是，文化背景(东方/西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1) =0.03, p = 0.86。
Fig. 1：研究选择过程流程图。
注:n为文章数量，k为独立效果大小
3.3 发表偏差
通过运用Egger s回归测试,和Duval and Tweedie s trim-and-fill方法检查漏斗图，来评估是否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差。漏斗图大致对称(Fig.3)。Egger回归测试显示没有显著的发表偏差,t (47) = 0.80, p = 0.43。修剪法发现，左侧可能有5个缺失值。调整以后的效应量没有显著不同于观察到的整体效应量(g = -0.06,置信区间:-0.21 - 0.10),表明没有明显的发表偏向。
3.4 唤醒和效价的附加分析
目前的元分析发现唤醒和刺激类型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一些研究指出，与语言刺激相比，情景刺激与更极端的情绪唤起和情感效价相关。有必要比较当前元分析中所包括的情景研究和语言研究是否在唤起和效价方面有所不同。虽然不同的研究使用了来自不同刺激系统(如IAPS、CAPS、CAWS、BAWL-R等)的情绪材料，但这些刺激系统是通过相同的方法建立的。因此，不同研究的情绪材料的数据应该具有可比性。这些比较将阐明刺激类型的作用是否独立于情景刺激和言语刺激之间的唤起和效价差异。
以效价(正、负)和刺激类型(情景、言语)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唤醒度和效价值的方差分析。对唤醒度的方差分析没有发现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作用,Fs < 0.22, p > 0.64。对效价的方差分析发现了效价的主效应,即总体上正性刺激的效价高于负性刺激的效价p < 0.001,ηp2 = 0.97。然而,刺激类型或效价和刺激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不显著,Fs < 2.88, p > 0.09,ηp2s < 0.04。这些结果表明，唤起值和效价值在情景和言语研究中是匹配的。因此，上述的刺激类型效应应该独立于唤醒效应。
没有报告唤醒或效价的研究未纳入上述分析。
本元分析的目的是基于情绪刺激诱发的P3振幅，定量评估刺激唤起(高/低)、刺激类型(情景/言语)、文化背景(东方/西方)、任务类型(外显/内隐情绪任务)对情绪偏向的影响。结果强调了刺激唤醒、刺激类型和任务类型对情绪偏向的调节作用。
Fig.2.效果大小和相应的森林图
4.1 情绪偏向的意义
虽然情绪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情绪但人类对情绪刺激的处理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正性偏向或负性偏向。前者描述大脑对积极刺激比消极刺激更敏感，而后者表明大脑对消极刺激比积极刺激反应更强烈。
有研究者认为，情绪偏向源于动机系统的激活，而动机系统在进化上形成了人类对奖赏追求和威胁回避的适应功能。具体来说，有两种主要的动机系统，欲求系统和厌恶系统(Schuppet al., 2004)。
如果欲望动机系统的激活起主导作用，则大脑会表现出正性的偏向作用，将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到积极的情绪处理上，这有利于接近行为，如寻找食物和探索外部世界。
相反，如果厌恶性动机系统的激活占主导地位，大脑就会表现出负性偏向，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负性情绪处理上，这有助于发现环境危险，调动逃避危险、保持警惕等防御行为。根据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思想，这两种形式的情感偏向都反映了人类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的适应性行为(Nisbett,1990; Tooby and Cosmides, 2005)。
Fig.3.偏向分析漏斗图
4.2 情绪偏向的调节效应
我们的调节因子分析表明，唤醒、刺激类型和任务类型对情绪偏向起调节作用，而文化背景对情绪偏向的影响不显著。
4.2.1 唤醒
如上所述，高唤醒刺激比低唤醒刺激导致显著的负性偏向。这表明情绪偏向随着刺激的激活的不同而变化。先前的研究已经提出唤醒度和效价是相互作用的，导致有机体对正负情感刺激的反应是不对称的。
情绪的双极结构理论(Cacioppoand Berntson, 1994; Cacioppoand Gardner, 1999)认为，与欲望性动机系统相比，增加的刺激唤起与更强烈的防御反应相关，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避免一个强烈的威胁事件比接近一个明确的奖赏更重要。因此，在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觉醒的提高与消极情绪偏向的增强相关。这提示选择低唤醒情境面对情绪事件有利于降低人类的负性情绪偏向。
4.2.2 刺激类型
刺激类型的调节作用表现为：言语刺激导致显著的正性偏向但场景刺激导致负性情绪偏向。这表明随着刺激材料从图片/场景刺激变成文本刺激，人类的情绪偏向就从负性偏向转变成为了正性偏向。一个关于图片和文字认知加工差异的理论观点认为，文字在进入情感层面之前需要额外的加工，而图片加工则不需要。这种额外的处理包括自上而下的处理，它产生心理表征，帮助我们通过心理意象或概念表征，或两者兼而有之，从而获得刺激的情感意义。
然而，词的心理表征是变化的。例如，blood这个词可以表示血淋淋的情况，医院的场景，或者一个中性概念——心脏泵出的红色液体围绕着你的身体。另一方面，更多研究表明，与文字相比，图片在大脑中引发更快的情绪处理。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正面或中性的图片，负面图片获得了优先的注意力分配，从而让个体很难将注意力从负面的情景刺激中解脱出来。
因此，与表现出积极情绪偏向的语言刺激相比，场景刺激引起了明显的消极偏向。这种刺激类型的效应对情绪调节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即通过选择文本，语言类的刺激来接收情绪信息，可以缓解消极情绪偏向从而促进积极情绪体验的产生。未来的研究应该在单一的研究中控制文本和图片的情绪属性，同时比较图片和文字刺激的情绪偏向以获得更加直接的结论。
4.2.3 文化背景
目前的元分析没有显示文化背景的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西方被试的情绪偏向与东方被试的情绪偏向没有显著差异。文化背景(西方vs东方)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调节情绪处理的因素。此外，经验证据证实，文化背景确实影响情绪处理的许多方面，如情绪评价、对情绪情境的偏好和情绪调节策略。
然而，目前的元分析表明在情绪偏向现象中存在跨文化一致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情绪偏向可能反映了一种进化的、适应的功能，而不是一种社会文化塑造的、高阶的情绪功能。无论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类追求目标或避免威胁在进化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管文化背景如何，情绪偏向的规律应该普遍适用于人类。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文化全球化效应。全球化被认为是文化同质化的推动者，全球化的文化侵蚀效应会减少文化差异，使不同的文化越来越相似(see Chiu et al., 2011)。
4.2.4 任务类型
任务类型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这表明外显的情绪评价任务相比于内隐情绪任务导致更明显的负性偏向。具体而言，外显的情绪任务导致可靠的负性偏向，而内隐情绪任务不存在显著的情绪偏向。这表明，情绪偏向随着任务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外显情绪任务要求被试做出外显的情绪判断，因此情绪信息会从任务说明或之前的知识中获得自上而下的注意加工。相比之下，内隐情绪任务要求被试进行非情绪判断，其中情绪处理包括由凸显刺激引起的自下而上的注意。由于外显情绪任务导致更多自上而下的注意力资源被分配到情绪处理上，因此相对于内隐任务，外显任务往往会增强情绪处理。另一方面，由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威胁避免通常比奖励追求更重要和紧迫。因此，在外显任务中，增强的情绪处理可能优先于目标信息的发现和应对威胁。在这方面，外显情绪任务相对于内隐情绪任务会导致更大的负性偏向是合理的。
4.3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解释目前的结果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考虑。
首先，在提取每个研究的数据时，我们使用二分法进行唤醒分类，虽然我们的元分析观察到唤醒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这一作用可能会被低估，因为在大多数纳入的研究中，刺激唤醒度均高于9点量表的中值(即 5分).
第二，被纳入的研究使用了来自不同刺激材料系统的刺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系统使用不同的李克特量表(如5点、7点或9点)。因此，将所有评级数据统一转换为9点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应被视为是试验性的，并应谨慎使用。
第三，因为缺乏量化指标的原因，目前的元分析没有考虑任务难度或者认知加工负荷。然而，加工负荷无疑是有可能会影响情绪偏向的(Erthalet al., 2005)，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元分析中检验加工负荷是否能降低情绪偏向。
第四，通过图像刺激探索情绪加工时，需要测试和控制低水平的视觉特征，如空间频率或视觉复杂性，因为这些视觉特征可能会影响早期的视觉处理(Delplanque et al., 2007)。
最后，目前的分析只包括文字和图片研究。然而，声音、句子和视频也被认为代表了语言或情景刺激。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声音、句子和视频的研究来验证目前的结果。
我们使用P3波幅作为指标,揭示了刺激唤醒程度(高/低),刺激类型(场景/言语),任务类型(外显/内隐情感任务),和文化背景(东方/西方)对情绪偏向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高唤醒刺激、场景刺激、外显情绪任务会导致情绪的负性偏向；选择低唤醒度刺激，选择语言文本刺激和内隐情绪任务接收情绪信息有利于减弱情绪负性偏向或促进积极情绪偏向的产生。
文献来源：
Yuan J, Tian Y,Huang X, Fan H, Wei X,(2019). Emotional Bias varies with Stimulus type, Arousaland Task setting: Meta-analytic evidences,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07(2019), 46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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