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雪压井冈路途艰
（1）
却说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组织起力量向黄洋界反攻，但兵力毕竟有限，经过几次冲锋都没能凑效。
接着，又听说八面山已失陷，吴尚的独立旅三个团也攻了上来。
于是就不得不想到，这井冈山保卫战已陷于完全挨打的地步，剩下的事就只有赶快撤离。
因为如果再坚持，已无实际意义，得来的结果却是，大量敌军居高临下向茨坪发起进攻，这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原来，八面山阵地是由彭宝才的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在镇守，但是自小井失陷后，这个地方就处于敌人两面夹攻的境地，可能是背后遭到了攻击，不然又怎么会失守得这么快呢！
据后来的幸存者李克如的回忆，他们的确是遭到了背后大井方向的袭击，在敌人两面攻击下，与茨坪失去了联系。
也就是说，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他们都还在继续抗击从酃县十都方向进攻的敌人，但是由于背后的大井被敌人占领并从后面攻击他们，再加上到茨坪的几个口子的吊桥也被拆除，所以他们幸存下来的人也只好从荆竹山方向撤离。
原来，从大井往茨坪，中间是一道深沟，走下去再上来，需要走二十多里路，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新遂边区苏维埃政府曾经在这里使用竹绳搭起了几处吊桥，可是现在为了防备敌人来偷袭，早就把它砍断了。
此时，彭德怀与滕代远的指挥部在茨坪。几天来，他们是人不离甲，马不离鞍，一直守在指挥部里了解着各哨口抗敌进攻的情况。
彭德怀负责前线的动态，西线由王展程给他参谋，东线是邓萍给他参谋，南线的两个哨口，让负责秘密交通的军委委员、副官李光联络。
虽然红四军走后，任命张子清为留守部队的参谋长，但他是不能动弹的人，所以还是要把那个持反对意见的邓萍用上，让王展程这个曾经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来作为副手。
滕代远负责和边界特委一起动员各赤卫大队，还有群众，对各阵地送饭、送水、送弹药和运回伤员，然后进行医治安置。
此时，彭德怀找滕代远商议，黄洋界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得马上撤离战斗，突围出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对于红五军来说，到井冈山还不到一个月，对许多地方都还不那么熟悉，所以如果说要撤走，这和他们在湘鄂边转战没什么两样。反正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要撤走的，也没什么顾虑。
再说，这敌人来了，寡不敌众，如果不早些撤离，只有被消灭，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守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先得活下来，将来才有“翻盘”的一天！
作为曾经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的滕代远，其党性原则应该是很高的。他知道，留守井冈山，不光是一项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现在，他听彭德怀这么一说，心里先是一愣，然后再仔细想了想，的确是这么回事，红五军已抗击了三四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怎么办呢？只好撤吧。
接下来，两人就商议，往哪儿撤的问题。
回湘鄂赣边界去与黄公略的第二纵队会合？就目前的形势，西边、北边都被何键的重兵把守住了路口，显然不现实。
往东，是桐木岭哨口，敌人在那里组织了白银湖、梨坪两路的进攻，更不现实。
往南，那是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目前还不知道他那里的情况如何，但是黄坳一带是遂川的正北面，肯定布有重兵，所以还是觉得往这个方向去不得。
看来，只剩下西南方向的荆竹山了，这里的双马石哨口，是黄龙的第十二大队在镇守，目前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战斗，说明这里是敌人薄弱的环节。
“看来，我们还是从这里先跳出去，再去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彭德怀说。
“走之前，还是得向何长工、王佐他们交代一下，照顾好伤员，收集溃散的武装，继续坚持这里的斗争！”滕代远补充说。
两人既代表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也代表红五军军委。主意一旦拿定，彭德怀就以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的名义给桐木岭哨口下达了撤退到茨坪的命令。
桐木岭到茨坪距离最近，只有八里路，这个命令很快就到达了。
当阵地总指挥贺国中接到命令后，知道西边可能守不住了，于是就通知黄云桥的第九大队从梨坪撤离，而他自己则从白银湖阵地撤了下来。
很快，滕代远已把留给王佐和何长工的信写好了。信中说，黄洋界、八面山已被敌人攻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只好按照联席会议决议，撤出外线去作战了。希望他们在边界特委领导下就地隐蔽，保护好伤员，与敌人在井冈山“打圈子”，以等待他们杀回来。
可是刚把信写好，节外生枝的事又来了。原来敌军从小井进来后，已经把从茨坪到双马石哨口的二十多里山路给截断了，也就是说从小井往南到中井、大井、下井这一线全被敌人控制了。看来就只能往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冲出去了。
（2）
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以及后方勤杂人员共五百多人，向朱砂冲方向突围。
在雪地里他们走了一个通宵，路上不断有边区工作人员、红四军留守机关的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护理人员追上了部队，使整个撤离的队伍一下就达到了一千余人。
后来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也说：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和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是带着一千多人的，但后来到了赣南后，没发现有这么多人，那么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们带着这一千多人，准备从朱砂冲突围出去，但到了下庄的菜家坪后，却发现王佐已把部队撤到了这里。这就说明，朱砂冲也被敌人攻破，冲出去的路也断了。
这时，彭德怀找到王佐，向他通报了黄洋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必须到外线去作战的决定。
王佐一听，感到很惊讶，马上问：“黄洋界那么坚固，敌人是如何冲上来的？”
跟着彭德怀的邓萍告诉他：“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
一听说敌人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王佐就知道这里面出了内贼，因此把牙根咬得痒痒的，说道：“这肯定是山下大陇的人带的路，待以后查到后定把他碎尸万段！”
接下来就是邓萍问道：“现在朱砂冲已出不去，该怎么办，另外有路吗？”
王佐说：“有，从这里去荆竹山吧！”
彭德怀一听，心里一喜。原来他们就是决定去荆竹山的，可是路被敌军截断，这才到了这个下庄，结果从这里居然也能去荆竹山，那就太好了。
这时，只听王佐又说：“这条路，没有多少人走过，可能要难走一些，这得有人给你们带路才行！”
滕代远说：“这个，没关系的，剩下的事情，就得让王团长费心了。我这里有一封信，本来是准备带给你的，现在我就亲自交给你，以后和何长工他们密切配合吧，形势一旦好转，我们是要回来的！”
彭德怀说：“为了麻痹敌人，我有一个建议，把这个第三十二团改称为黄洋界大队，这样目标就没这么大了。”
“好吧！”王佐爽快地答应。
原来，王佐就是这个下庄的人。在这里，基本上他说了算，就像鱼得到水一样。
此时天快要黑了，还下着雪。但大家都没有心思要在这里过夜，而且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就在这个菜家坪现场，彭德怀、滕代远和王佐马上就召开了一个撤离前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军，还有中共遂川县委、县工农兵政府的成员，然后就是遂川县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以及少年先锋队和伤病员近两千人。
彭德怀向大家通报了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以后的方针，然后向大家宣布，原红五军恢复番号，撤离井冈山，红三十二团改番号叫“黄洋界大队”，与山下何长工带着的第一大队形成呼应，在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
但在出发前，为了保守秘密，王佐还把当地罪大恶极的几个土豪押到新屋田用梭标给捅死了。
然后在遂川赤卫大队第三中队的带路下，就队伍就从这个菜家坪出发，往西南方向去荆竹山。
这一天晚上，他们是经河口、河西垄、桃子园、老井冈山村等地往荆竹山前行。
在行进中，有一对夫妻也跟着这支队伍在默默走着，他们是半年前就来到井冈山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和她的妻子段子英。
前一天，王展程带着教导队准备去夺回黄洋界的，但冲锋了几次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了回来，所以只好来向彭德怀汇报，待彭德怀决定撤离后，他就把妻子段子英找来，准备随红五军一起撤离。
此时，段子英也有身孕，在军委会搞宣传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红军主力下山之后，井冈山军民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我们几位女战士，主要是发动群众下山背粮、削竹钉，又到墙上写标语，如“一切为了保卫井冈山”、“一切为了粉碎敌人围剿”等等。我们几个女战士，基本上是早上操练，上午挖工事，下午搞宣传，晚上削竹钉。大家斗志昂扬，不怕辛苦。不几天，山上的粮食背足了，工事筑好了，五大哨口筑成了一道十几里长的竹钉防线。
（3）
第二天下午，他们终于到了荆竹山，原来在双马石镇守的那个第十二大队却还不知道大部队已经撤走，所以彭德怀只有派人去联络。
从菜家坪出发，他们已走了一宿一昼，当天终于在一个叫火烧冈的地方过了一夜。
第二天，又继续前行，翻山到大坳背、上烟、长坪村，经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到达竹坑，在这里又过一夜。
然后在第三天上，准备向凉山方向前进。
这段路程，全是在一些猎人走过的地方，走起来相当困难。在这种强行军中，有时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要攀登悬崖峭壁，有时要翻越高山峻岭。在没有路的地方，还得用马刀砍倒树木，临时搭桥。
天气寒冷，还不断下着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来就更难。竹枝、枯草、荆棘被大雪压倒交叉地封盖住那些山径小道，有时还得清除了才能走，所以速度就很慢。
此时，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只要停下脚步，就会被冷得瑟瑟发抖。
更其重要的是，由于突围通知下达得很急，许多人都在仓促中出发，根本就没有带吃的，结果是，到处都找不到吃的，所以又累又饿，饥寒交迫。
连彭德怀在他后来的《自述》中也说，那几天，他的干粮袋丢了，三天没吃东西。
在行进途中，断后的队伍是遂川赤卫大队第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在他们前边则是遂川县委和政府人员，少先队随伤病员同行，负责照顾他们。像副参谋长王展程这样的，在八月被袁崇全打的枪伤，至今都还没有痊愈，所以走起路来，就有些艰难。
可是当他们走到大汾圩时，马上就陷入了敌军一个团的包围。
彭德怀一看这种阵势，马上想到的是，分散突围会使力量不集中，这样可能都突不出去，怎么办呢？只有集中力量，选择敌人两个阵地的接合部，用强大的火力冲出去。
那么，后面这么多非战斗人员怎么办呢？
想了半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重兵集中起来往一个点上冲，让非战斗人员紧随其后，再让一部分战斗人员断后。反正到了这种地步，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以前，彭德怀却不信这个“天”，但今天他却没有了这个把握，因为敌人究竟来了多少？他不知道。究竟围了几层？他也不知道。派人去侦察，已经来不及，只能依靠他这种安排，然后集中力量突出去。
“反正就那么回事！”彭德怀想，“突出去了，捡一条命；突不出去，活该！”
就这样，彭德怀把队伍分成了三部分，让战斗力强的贺国中第三大队担任先锋打头阵，负责撕口子；中间是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后面留一小部分战斗人员断后。
二月二日这天，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主力以决死之心杀开了一条血路，最后终于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但是，主力倒是冲出去了，而敌人却发现随之而来的却有很多没拿枪的人跟着，原来这些人正是那些机关后勤人员、少先队和伤病员，而断后的部队，其火力又是那么微弱。
这一下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就像饿狼冲进羊群一样，对这些非战斗人员“撕的撕，咬的咬”，结果许多人被打死，许多人被俘虏，许多人被冲散……
（4）
在被冲散的人群中，副参谋长王展程和他的妻子段子英，却找不到大部队了。这在段子英的回忆录中有完整的叙述：
二月初的一个早晨，守山部队从河西垅经荆竹山沿着悬崖峭壁开始向外突围。雪越下越大，我跟着王展程随部队艰难地走着。原定的突破口黄坳已经出不去，队伍折向大汾。结果，在这里部队遭到肖家璧地主武装伏击，经过一场混战，敌我伤亡很大。部队中有的突围去了赣南，剩下的一部分返回井冈山的丛林中，零星的战士，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则不明去向。我和王展程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打散的，脱离了主力部队。
在戴家埔一带的山上，王展程对段子英说，这一带地形他比较熟悉，要段子英不要害怕，他们肯定会找到大部队的。
怎么去找呢？他准备绕到湘赣边界的那边，也就是湖南，从桂东、崇义地界去。的确，去年八月，他在这些地方和王尔琢一起打过游击。
于是，两人就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他们不敢走大路，而是尽拣那些深山无人的地方走。为了消除行走中的寂寞，他们还边走边谈。其实，他俩以前也不认识，是在半年前由朱德和伍若兰给他们介绍的。
段子英和伍若兰一样，都是衡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为了同学的幸福，伍若兰就让朱德给段子英选了这个王展程。
二人见面时双方都觉得满意，事情就算成了。
“展程，我们走的这条路，有可能是生路，也可能是死路。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段子英边走边问。
“死这个字，对我来说是不在乎的！”王展程回答道，“我最不愿意的是被抓住后去当俘虏，如果那样我宁愿去死！”
“要是找到大部队就好了，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办呢？”段子英又问道。
王展程说：“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城里代人写书信、算八字、开客栈，做什么都行，既可以潜伏下来等待机会，又有生活来源。你看，这样行不行？”
段子英一听，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于是就爽快地说：“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离开你！”
可在第二天，他们却在路上碰见了另一位被打散的人。这人高高瘦瘦的，显得文质彬彬，还操着一口安徽口音。原来王展程认识，他是军长彭德怀的副官，姓李。
王展程见到他后惊喜地叫道：“李副官，原来是你呀！彭军长他们呢？”
这位李副官却摇了摇头说：“我也是在大汾被打散了，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也正在找！”
这样，他们就多了一个人，大家结伴而行了。这时，王展程才给李副官介绍说，段子英是他的妻子，然后还说了一番话：“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我们要牢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红军战士，所以一定要找到党组织，找到部队。”
接着，王展程看了一眼李副官，再看着段子英说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因此我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被捕、杀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背叛党、背叛革命，要学会隐蔽自己，保护同志，然后见机行事。”
李副官听了王展程的话，表示赞同，还把他们在入党誓词中最后那四个字“永不叛党”念了一遍。他慷慨激昂，情绪高亢，表现出了当时一个热血青年对革命有坚定信仰和信念的共同特征。这样的人，一看就是易于激动的那种类型，适合干革命工作。
（5）
却说彭德怀指挥主力奋勇拼杀，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剩下的也不多，可能就四五百人吧！显然，那些夹在中间的非战斗员并没有跑出来，这说明敌人已发现了他设计的瞒天过海，所以就进行了拦腰截杀。
此时，彭德怀知道，这些非战斗人员手无寸铁，一旦被冲散，只有被活捉的分，所以要回去救，已经不现实。再说回去了，这点人马也只能是被喂进老虎口中，所以只好长叹一声，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同志们，彭某人已尽力了，真是对不住了！
接下来的事，可能就是尽快离开此地。如果敌人派重兵来追，又是凶多吉少。
事实上，彭德怀在离开大汾后，一路都是在颠簸，就是这些非战斗人员不在大汾被截杀，也会被后来的强行军拖得掉队。
请看他们一路是怎么走的，就知道了个大概。
他们先是到上犹县，再到崇义县，然后在章水上游的一个地方渡河，于二月九日这天到达了大余县的新城。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大年三十。
在新城，那些地主家，个个喜气洋洋，户户张灯结彩，在喜迎新春呢。
一串鞭炮过后，家家都在大摆宴席，准备吃年夜饭了。
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一连串枪响，接着就有人大叫“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土豪劣绅们听见这喊声，三魂六魄都给吓掉了，马上从饭桌上下来，什么都不顾就跑了。
这一下，可让一路疾走了许多天的红五军，马上就有了现成的饭菜。地主被他们吓跑了，可那些饭菜却还是热的呢，不吃多可惜呀！于是，就在这些地主家大吃大喝起来。
许多天来，他们都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跋涉，今天能有此口福真还是个意外，但是这里距粤赣公路不到四十里，这可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于是传下命令，赶快吃了就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宿营。
可是，许多人听了都不以为然，觉得今天大家都在过年，那个敌人的部队也是一样，怎么会一下就到这里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才成，所以许多人根本不听，吃了，还瘫软在饭桌上呼呼的大睡起来。
这时，党代表滕代远也来对彭德怀说：“战士们要歇一会儿就让他们歇吧，这几天也是把他们累坏了，我们突然到这里，这敌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马上知道，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彭德怀听后，觉得连党代表都不想走了，看来这个酒席真的还挺诱人呢！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那就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他只好派出一些游动哨，在距新城几里路之外去巡逻，一旦有敌人来就鸣枪示警。
这一夜，滕代远可是睡着了，但彭德怀不敢睡，他得给大家守夜，也可以叫守岁。
可是到了后半夜，也就是大年初一的黎明，敌人却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地包围了这个新城。
这时，只听见好像有人在放鞭炮，但是彭德怀却觉得不对劲，怎么鞭炮里还夹杂着枪声呢？他马上感觉不同，把党代表滕代远第一个叫醒，然后准备转移。
在漆黑的夜空里，彭德怀向天空打了一枪报警，然后命令司号员吹响集合号。很快，部队就在圩外集中了起来。
此时，他叫来贺国中，还是让他率部打头阵，自己则在后面打掩护。
目标，东边的信丰县方向。
就这样，红五军从敌人包围的夹缝中，奇迹般地穿了出去。待走了十多里后，天才慢慢亮下来。这时，他们开始清点人数，居然发现，出来的只有二百八十三人。
天啦，还有二百多人哪儿去了？沿途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呀！
唯一的解释，就是有的人贪吃贪睡，居然没有跟上来，或者说往另一条路穿出去了。
这时，贺国中从前面折返，告诉了彭老总一个事情，他说：“怎么不见李光，是不是他把队伍带走了，从另一方向出去了？”
这时，彭德怀才想起李光，他是在后面断后的，带着那个特务大队。当然说是大队，其实也就一个排，三十多个人。
记得在大汾的时候，彭德怀就把这个战斗力不怎么强的特务大队放在最后，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过来呢？这许多天来，彭德怀和滕代远、贺国中都在前面开路，对后面部队的跟进还真没怎么重视，特别是对人数的清点。
所以这另外的二百多人，究竟是李光带着，还是沿途就流失了，还真不好说，反正此时在他们的高级干部中没看见李光。
按理说，枪响后，彭德怀是叫司号员吹集合号的，就算没听见，相互之间递传下去就会全都知道的，怎么会没跟着一起出来呢？
所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几天他们为了赶路，根本就没清点过人数，这就对沿途掉队的、逃跑的甚至被抓走的，可能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没见着李光，就误认为是他把队伍带走了。
这件事，成了彭德怀一生的心病，所以后来他在《自述》中说：“如果那天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立刻撤离，也不致李光去了广东，这是领导者思考不周密导致的。”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在彭德怀、滕代远的身边，却只有了二百八十三名将士，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就是国民党对井冈山两省“会剿”的残酷现实。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朱德他们不预先跳出这个井冈山，其结果会怎么样呢？与红五军相比，可能也好不了多少。
现在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就像一点星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此时，彭德怀想到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百八十三人，就让它成为一点星火吧，只要还有火种，它就要燃烧，而且还会蔓延，直到燎原大地！
（6）
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难跋涉，段子英和王展程以及那个李副官来到了湘赣边界属于遂川县境内的戴家埔半山腰。
在一户农家里，他们吃过了饭，然后把红军的服装换下来，穿上了这家人的破旧衣服。这样，有了身孕的段子英也分不出是男是女了。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行。
他们认为，换了衣服就可以走平坦的大道了，于是就大着胆子下了山。但刚走了七、八里路，在一个山脚下，突然就遇到了一伙当地挨户团的团丁。这些人背着枪冲他们大摇大摆而来，有一种想把他们一口吞掉的样子。
当他们发现这伙人时，想躲已经来不及。
这时，只见一个团丁看着他们在叫，其余的一听，就一窝蜂地都涌来。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同时被落入了这些人的魔爪。
在搜身时，团丁们发现，段子英居然是个女的，再看了看王展程的枪伤，就已经确定他们是井冈山下来的“赤匪”无疑，于是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村子的一间黑屋子里关了起来。
此时，王展程已预料到，这个被关，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就悄悄对段子英说：“子英，我们被关起来，可要镇定应付。他们已知道你是女人，有可能不杀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了孩子和革命，你得争取出去。所以，只要他们审问你，你就说我们是路上碰到的，根本不认识，这样你就有可能被放出去。”
“可是。”段子英却痛心地说，“你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情愿和你一块去死！”
“别说傻话了！”王展程说，“如果我们都能跑出去，可能就不这样对你说了，目前看来，他们是不会放我们的，所以才跟你说这些。我估摸，只要你说，和我们不认识，他们兴许会放你。这是唯一的希望，你可要记住！”
那个李副官也说：“为了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事业，你必须得活下去！对我们今天的遭遇，也好有个见证。”
当天下午，那个挨户团根本就没经过审讯，就把门打开，准备枪毙人了。
他们喊道：“喂，那两个男共匪滚出来，该送你们上路了！”
王展程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假装不认识段子英，看都没看她一眼，只是和李副官对视了一下，两人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敌人又将房门锁上。此时，段子英感到痛心裂肺，天旋地转。
不多一会儿，她就隐隐听见王展程和李副官在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随着这声音，马上传来了两声沉闷的枪响。
段子英眼前顿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7）
通过段子英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一个意外，就是陪他丈夫王展程一起去死的那个李副官，他是不是彭德怀、贺国中他们要找的那个李光呢？
查遍了所有彭德怀手下的高级干部，姓李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灿，再一个就是李光。李灿已随徐彦刚他们在黄洋界跳崖了，只有李光是跟着彭德怀的大队人马走的。
再查李光的简历，他曾经是彭德怀的马弁，而且还比彭德怀更早入党。马弁，其实就是副官，虽然后来李光担任了军委委员，负责了一些事情，比如宣传、交通，但都不是带兵打仗，主要分管的是军部的内勤，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李副官”，那是完全可能的。再说，由于他是军委委员，那个警卫军部的特务大队可能也归他管。而王展程在留守井冈山期间在军部任副参谋长，所以才互相认识并叫他“李副官”。
再说彭德怀带着主力从大汾到新城，这一路跋涉，已经走了好几百公里，时间过了七八天，这时才想起李光，好像也说不过去。所以，真实的原因是清点了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没有跟上来的李光把队伍带走了。
不过，李光能带那么多人吗？一个副官，谁听他的？所以说他带走了那么多人，是牵强附会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李光带着的特务排在大汾突围中是负责断后的，经过敌军的冲击，后面的机关、后勤人员包括李光所带的特务排，都全被冲散了。而他本人在冲散中到处在找队伍时，却遇到了王展程夫妻二人。
至于在新城，彭德怀才想起李光，那是因为他在冲出大汾后，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前面该如何开路，毕竟要闯过很多关卡，所以根本就没具体去清点过人数。现在才清点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在后面的李光把其余的人带走了。
真实的情况则是，从大汾出来，可能就没有五百多人。因为从井冈山带着的主力就只有这个人数，在大汾的突围战中难道不消耗吗？冲出去后，至少有一百多人是壮烈牺牲了的。剩下的一百多人，则是在七八天的强行军中被拖的掉队了，甚至还有人受不下苦而脱逃了。当然，在这个大年三十晚上，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冲出来。
所以说李光带走了二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地图，发现新城在大余县的最东边，到南雄同样要经过红四军所经过的“三南地区”，那是三个县呢，他们就那点人马，能冲得过去吗？
所以，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可能也是一种估计，目的是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现在再看王展程身边这个“李副官”，王展程介绍给段子英说，他是彭军长的副官，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去查，哪个可能是彭军长的副官呢？只有李光呀。在未上井冈山之前，他不是彭德怀的马弁吗？马弁，就是副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李副官，就是李光。
至于说他在新城带走了两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完全是一种猜测。毕竟，后来没有那两百多人的幸存者，所以他们就猜测说，全军覆没了。
但不管怎么说，王展程和李副官都牺牲了，那是千真万确的。作为见证人的段子英，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把它提出来，这才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当时的历史真相。
今天看来，不管李副官是李光还是不是李光，或者他是陪着王展程一起赴死，还是带着二百多人去了南雄后全军覆没，这个李光都是好样的，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8）
段子英昏过去后，待她醒来时，天已黑下来。这时，那个挨户团团总把段子英叫去审讯：“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陈玉容，湖南耒阳人。”段子英痛恨这些家伙，但为了活下来将来能报仇，只好镇定下来，撒谎说。
“你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共产党？”一个声音很凶狠，大声地喊道。
“都不是！”段子英干脆地说。
“那你为什么跟着红军走？”一个声音又问道。
“我是在半路上碰见的。”段子英说。
“那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审讯人在刨根问底。
“我是来找我哥哥，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
那个审讯的团总陈善甫一听说段子英是来找她的“国军”哥哥，而且还是军官，心里马上一惊，口气立刻就变得缓和多了，还“嘿嘿”地怪笑道：“好说，好说，我们都是‘本家’嘛！”
之后，他就将段子英交给戴家埔村一个叫陈荣庆的农民看管起来，并给了他三条规定：一是供给吃住，二是不准跑掉，三是不准死掉。
在被看管的日子里，段子英开始被关押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就和陈荣庆夫妇、陈绍盛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在此期间，她除了帮这两家人做些家务，就是在暗地里寻找王展程和李副官的坟地。这两家人惧怕那位团总以后找他们麻烦，所以也不敢怠慢她。同时，还怀着一颗同情心，常劝她不要难过，要爱护身子。
当然，还是怕她跑掉，所以常叮嘱她不要出门，说是外面一直在抓人。
住在这两家，他最后终于搞清楚了丈夫王展程和那个李副官被埋在哪儿了。原来，那些刽子手就把他们埋在这个村子对面一个叫官山岭的山脚下，那里有两块大石头可以作为标记。
在戴家埔，段子英被看管了近三个月，然后被那个团总陈善甫卖给遂川县大汾圩种德堂药店的老板徐祥春做老婆。
为此，那个可恶的陈善甫还得了一百块大洋。这时段子英才明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为什么不杀她，原来他早就有打算，要把她拿来卖钱。
（9）
我们不难发现，像王展程、李副官这样被抓住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给枪毙了，也像段子英那样，被抓住就随便卖给哪一个人做老婆，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共产党人的仇恨，对普通老百姓的蹂躏与践踏，是何等的严重？同时，又不知有多少人碰到过这样的遭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两省“会剿”，除了在山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在山下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配合，可见其规模与力度都比先前大，看来他们是铁了心的，不把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势力彻底荡平，决不罢休！
现在我们再来看山上的被烧杀，就可以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行动。这是怀着满腔愤怒的刻骨仇恨的大烧杀，和后来日本人杀中国人进行“屠村”没什么两样。
湘军王捷俊部占领黄洋界后，首先对先攻陷的小井村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
在小井医院被集体屠杀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能够留下名字的并不多，原因是他们杀了后又烧，根本就查不到医院的病历档案了。后来经有人能回忆的，只有十八个人的姓名，他们是：
医生：资彬、徐鹄、谢秋月、吴海泉、吴文奎。
湖南耒阳籍伤员：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
湖南安仁籍伤员：汤新民。
湖南湘西籍伤员：彭振辉。
湖南浏阳籍伤员：王起荣、李世新。
江西永新籍伤员：朱娥龙。
江西宁冈籍伤员：吴鸿录。
湖北籍伤员：王梅朵。
北方籍伤员：吴凤图
国民党军首先烧起来的第一把火，就是红光医院。他们把伤员和医护人员杀害后，就把刚刚修建起来的有四十二间病房的木结构住院部，毫无顾忌毫不吝惜的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这不光是一个毁灭“罪证”的问题，而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的仇恨。如果说这是罪证的话，那是从现在的角度，人民的角度，进步的角度去说的。
但是如果站在阶级的角度，就谈不上，或不一定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医院把大量“共匪伤兵”医好后，又重新回到战场来打他们，这怎么说也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实，所以就点起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接下来，就是带有后来说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大烧杀了。
他们烧了医院，又去烧小井村的民房。
西边山下的茅坪、大陇、乔林等乡，被烧毁的房屋在半数以上。
黄洋界下的源头村，五十多栋房屋全部被烧毁。
东边从下庄到荆竹山的五十余里地，所有民房尽被烧毁。
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毁十三栋。
成村、周山两村原有房屋三十三栋，被烧二十五栋……
在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上，整个房屋加上来都不到四百栋，被烧毁的就达二百多栋。
除此之外，在永新的小江地区，房屋也被烧了三分之二。有七个昼夜，大火并没有熄灭。
细算起来，国民党在井冈山地区所采取的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被烧毁的房屋居然有两千五百七十栋。
（10）
对小井村的烧杀，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大井、中井、上井、下井、茨坪、荆竹山、白银湖、下庄、行洲……
关于屠杀，其方式有多种多样，名称也稀奇古怪，可见，做起来是多么的信手和从容，好像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做游戏。这些名称有打地雷公、踩杠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熏、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等，犹以“剥皮”和“点天灯”最为残酷。
剥皮，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从头顶上一刀刀把表面的皮肤剔下来，直到痛死后还得继续剔，直至被剔成一张完整的人皮。
这和古代有一种刑罚相似，它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犯人割死。
点天灯，就是把抓到的人绑起来，在他的头顶上开一个洞，然后灌上清油，点上灯火，让他慢慢痛死，最后把他浇上煤油烧为灰烬。
用这些花样繁多进行杀人的，往往是那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
当国民党正规军走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当时在井冈山横行一时的有四大屠夫，他们是遂川的肖家璧、酃县的贾少棣、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
许多坏事，都是他们带着喽啰们干的！
在屠杀之前，宁冈县有人口九万余人，屠杀之后，只有了三万五千人；
永新县，以前有三十多万人，屠杀过后，只有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
茨坪，原有二百多人，被屠杀后，只剩下六十四人；
大井村，原来不到两百人，被屠杀的就有一百三十人。
这一年，天也跟着作怪，居然有四十天在下雪。异常的寒冷，再加上被杀的人又那么多，被烧毁的房屋也那么多，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什么是人间地狱？在这个时候就能真正体验到了。
此时的井冈山，已成了毛泽东后来在他的诗词里所描述的那样，万户萧疏鬼唱歌！
（11）
敌军在占领井冈山后，留下来的红军及其伤员大都躲进了深山，他们钻山洞或盖寮棚，每天只吃一顿野菜合着的稀粥和敌人周旋。
此时，住在村里的一些群众，还冒死给红军伤员送粮送盐。
这里有一个从酃县十都嫁过来的妇女叫聂槐粧，曾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委员。为了给第三十二团的十几名伤员送盐，他把两斤多盐化成水浸泡在衣服里，然后拿上桃寮附近的清水庵伤员躲避处。
但是在第三次时，聂槐粧却被敌人抓住了，他们要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丝毫不张口，敌人就在她的乳房上用香火烧，最后把她折磨至死。
还有一个妇女叫龙关秀，是大陇斜源村的，其丈夫是一个赤卫队员。为了给猴子石竹林里躲藏的红军送粮，她用油纸把米密封好放在大粪里，结果躲过了岗哨的检查。
但是，这种方式带去的米实在太少了，根本就不够战士们塞牙。于是，她索性在深更半夜背米进山。第一个晚上，她成功了。可是在第三个晚上，却让敌人的游动哨发现了，把她抓了起来，然后让她脱掉衣服，用冷水浇泼让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同样是一句话没有，最后被毒打至死。
黄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范家驹带着乡赤卫队在小溪洞一带坚持斗争。有一天队伍被打散了，他却被当地的靖卫团活捉。团总李汝辑要他把赤卫队的名册交出来，就可担任副团总，可他却坚决不答应，弄得李汝辑恼羞成怒，下令把他一刀刀凌迟处死。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走后，井冈山上的红三十二团在王佐和李筱甫的带领下，一样在打击敌人，只是没有那个面对面的实力了，但可以躲在背后袭扰，致使敌人根本就不敢以连为单位在茨坪一带驻扎，而必须是把三个连凑在一起。
三月中旬，王佐从自己的水客朱丝柳那里终于知道了引敌人上山攻破黄洋界哨口的那个内贼叫陈开恩，是他带着敌人翻过棍子坳、洪水岗插到龙潭口，这样才到了金丝面的对面，于是决定马上去处死他。
但此时，山下的大陇乡斜源村却驻守着大量敌军，怎么办呢？李筱甫这个“参谋长”此时发挥了他的专长，向王佐献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
他们把队伍分成两股，李筱甫带主力把敌人引开，王佐亲自带着暗杀队闯进了斜源村，在那个不起眼的山沟里找到了陈开恩的木板房。可此时，这个家伙还在睡大觉，就被王佐一刀给宰了。接着，心肝被掏了出来，然后挂在了村头的树上。
三月下旬，国民党在井冈山只剩下了两个团的驻军，一个在山下的茅坪，一个在山上的茨坪。
此时，王佐派人到九陇山去与已转移到那里的边界特委联络，特委书记邓乾元派宛希先、何长工带着宁冈、永新的赤卫大队来到了下庄，与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会合，然后先攻茨坪，后攻茅坪，终于把这两个团赶出了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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