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暴动须在秋收时
（1）
在修水县的县衙里，五短身材的邱国轩正和他手下的几个营长在丢牌九，突然外边响起了枪声。邱国轩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然后问道：“谁打枪？”
旁边的那些营长们都目瞪口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接着就都摆了摆头。是的，谁打枪？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一直在这里玩，而且正玩得起劲。所以，邱团长的这句话是回答不上的。
正在尴尬的时候，邱国轩的贴身马弁跑进来报告：“团座，不好了，有一支军队正在向城里开来”。
邱国轩马上问：“有多少人？”
“外面尘土飞扬，少说也有一千多吧。”马弁尽量用估计得准确一点的数字说。
“一千多人？这不是个小数目。”邱国轩皱起了他那少有的扫帚眉，然后他开始下命令，“弟兄们，操家伙！”
“团座，打不得，打不得！”一个干瘦的营长斗胆进言道。
邱国轩马上问：“为什么打不得？”
“我们才几百号人，来的却是一千多号。这我们肯定是打不赢的。再者还不知道来的是谁的部队，要是共产党的暴动部队，我们肯定会吃大亏！”王营长说得头头是道，使邱国轩不禁另眼相看起来。其实邱国轩本来就不想打，他要大家操家伙的目的，是赶快撤出县城，经王营长这样一说，更坚信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个王营长不错，马上就可重用他。他说：
“王营长，是你的营在镇守城门，只有请你暂时顶着。其余的，给老子撤！”
“啊？！”那位王营长一听，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马上却回答不上来。他真后悔自己多嘴，结果被人家做了垫背的。但事已至此，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声“遵命！”因为他知道，违抗军令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就这样，还没等警卫团正式开始攻城，邱国轩就率先逃出北城，向幕阜山里奔去了。这下可苦了那个王营长，他手下虽号称一个营，其实也就一百多人，哪里抵挡得住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的猛烈攻击。
战斗不到一小时，警卫团二营的战士就已经攻进了城，接着三营也泅水渡过了修河。本来王营长是想边打边撤的，可平江义勇队早就有人化装进城，来了个里应外合，使他想撤已是来不及，结果却成了义勇队员的俘虏。
平江工农义勇队是和二营同时进城的，但队长余贲民却早就在城里。当他得到警卫团正向修水县城开来的可靠消息后，一大早就带着几个人混进了城里。他想在警卫团刚到时在城里打上几枪以造成恐慌混乱的局面，让邱国轩摸不准底细，然后策应警卫团和他的大队人马攻城。结果邱国轩听见枪声后根本就不想抵抗，这就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
（2）
在县衙门前，余贲民见到了辛焕文和韩浚。一问，他才知道卢德铭只身一人去了长沙。这时，有几个义勇队员把那个被俘的王营长五花大绑地推到了县衙的台阶前，一个队员猛吼一声：“跪下！”
王营长的双腿就像安装上了某种机关，“扑通”一声乖乖地跪下了。之后，他还没忘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大叫道：“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辛焕文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没有骨气的家伙，然后对二营营长陈皓说：“把他带下去，然后听候发落！”
两个战士押着王营长刚走，一营营长余洒度带着几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他带领一营刚打开监狱救出了许多无辜百姓。他向辛焕文汇报说刚被押走的那个王营长在修水的短短二十天里，简直是胡作非为，有许多百姓就是在他的指令下被关进监狱的。
辛焕文一听，马上气愤地说：“明天开一个公审大会，把这个家伙当众枪毙以平民愤！”
就这样，警卫团在修水驻扎下来，接下来该是辛焕文和韩浚离开部队的时候了。
他们在离开之前的一个晚上，召开了团委扩大会议，把部队的善后问题定了下来。
会议决定，卢德铭三人离开部队后，警卫团全权交给第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让他暂时代理团长。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发展壮大，把团扩编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
总的原则是吸收附近各地的农民武装以壮大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区占稳脚跟，最好以“江西省防军”这个合法身份在这里公开活动，这样就避免国民党军队来进攻；对待土匪武装要看情况，如果他们能改恶从善真心革命，为了壮大革命队伍，还是可以考虑“收编”的问题。
安排好善后事宜后，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辛焕文和韩浚就穿上便装悄然出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与卢德铭分成两批走，路程刚好相差一天。
卢德铭是在部队攻城时悄然离开的，他决定先去长沙找中共湖南省委，证实一下那个夏曦的真伪，然后正式听取指示。
（3）
几天后，毛泽东和杨开慧秘密来到了长沙。
一到长沙，气氛马上变了，自“马日事变”后，这里早就被国民党统治，同时反共的大屠杀也很浓。到处都是反共标语，而且在路边的电杆上，时不时得会看见一两个已经变了形的人头挂在一起。
苍蝇与蚊虫在四周飞舞，空气中散漫着一股腥臭味。如果不是把头发缠在一起，已经很难辨别那些干瘪的东西就是人头。当然，也有新鲜的，还滴着血，这些人头，除了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蛆虫也从上面往下落……
过了捞刀河，沿途开始戒备森严。昔日轰轰烈烈的长沙，而今却在白色恐怖之中，这让毛泽东心里总不是滋味。
看着往下淌的血，毛泽东想起了陈独秀和彭述之来。彭述之是中共“五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宣传部长，在对国民党的迁就问题上，他和陈独秀一样，对鲍罗廷简直唯命是从。
那位共产国际总代表鲍罗廷有一句名言，就是“只要我食槽里还有草，马就不会跑”。结果，草是还有，但马却跑了，而且还咬起人来。
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苟且，否则战友们的血就白流了！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一直有这句话在翻腾。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特意化了装，他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岸龙，渡船过湘江，然后穿过橘子洲，再渡江，这才到了岳麓山下。这里曾是新民学会的发起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在这里。
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在长沙的“板仓杨寓”也在距此不远的天鹅塘，他们住过的望麓园一号也在这个岳麓山下。他们真想去看一看呀，可是现在风声太紧，他们是不能随便去的。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他们只在岳麓山下停留了片刻，然后直奔早已安排好的北门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在这里住下后，才能到喜鹊桥那个秘密地点与中共湖南省委的那些同事们接头。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以前一直设在东郊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那座平房里。自“马日事变”后那里已经不能用了，因此就一直在近郊一带游移，知道毛泽东来湖南省委重新担任书记后，机关才秘密转移到北门外喜鹊桥那个秘密地点沈家大屋。
（4）
中共湖南省委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由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的，那时称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去中央任职后，这个湘区委员会书记由刚刚回国的李维汉继任。“马日事变”前，李维汉刚调中央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由夏曦继任。事变发生那天，夏曦不在长沙，书记由郭亮代理。事变发生时，省委被冲得七零八落，主要负责人之间马上失去了联系，剩下的几个人马上又成立了一个临时省委。
但临时省委却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且临时省委书记还临阵脱逃，直到六月下旬毛泽东从武汉回湘，重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委的工作才开始有了点起色。但十天后毛泽东被中央招回武汉，省委书记由易礼容代理。
易礼容比毛泽东小五岁，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第三个党员。易礼容最早在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读书，后又转入汉口的明德大学就读，曾加入过恽代英在汉口主办的利群书社。一九二〇年七月返回长沙，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任经理，同年又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兼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年龄不大，但资历却老。因此在毛泽东到武汉去后，这个省委书记就让他暂时代理了。
毛泽东刚到福寿桥八角门楼，第一个来接头的省委领导就是易礼容。
易礼容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代理省委书记，共产国际驻长沙的那位代表马也尔硬说他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让他参加“八•七”会议，而指定彭公达去。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见到了毛泽东，心里一下就开朗起来。
易礼容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呀，湖南临时省委是六月下旬你回长沙弄起来的，你任书记，我任军委书记。但你不在，事实上是我在管，可汉口的中央紧急会议，却不要我参加，这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怎么会让你参加呢？你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易礼容马上沮丧起来：“泽东同志，连你也这样认为？那可是天大的冤枉啰！”
易礼容想，中央不能容他，难道毛泽东也不能容他，他们可是心心相通的老同志呀！他有一种预感，毛泽东此番回湘，于他来说似乎有些吉凶难卜。上个月初毛泽东离湘时，是他为他送的行，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礼容，也许我很快会回来，但我回来得快，未必对你有利。”他马上问个中缘由，毛泽东却默然不答。而今，难道应验了这句话么？
（5）
“润之兄，这回你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吧？”易礼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说：“可以这么认为。中央在八月七日开了个紧急会议，对我们党以前一直退让的陈独秀路线进行了清算，我这次回来，不是为笔杆子，而是要搞枪杆子运动。”
“中央对湖南省委有什么指示？态度如何？”易礼容迫切地问。
毛泽东觉得奇怪，难道彭公达还没有回来，或者没有对他们宣传吗？于是他马上问道：“你见到彭公达了吗？”
“见到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易礼容已经流露出对彭公达的不满。
“你们开过会了？”毛泽东问。
“开过了，昨天开的。本来要等你一起来开这个会，可是你一直不来，彭公达又一直在催，就只有不等你了。哪知一开会彭公达就宣布……”易礼容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觉得有些委屈。
“礼容同志，你不要伤心，改组湖南省委，不是彭公达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递给易礼容一支纸烟，并为他点上。
易礼容大口大口地吸烟：“什么改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搞掉我，换彭公达。”“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毛泽东道，“在你主持下的湖南临时省委在“马日事变”后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可现在的政治大环境变了，国民党已经向我们彻底摊牌，人家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再也不能容忍！”
“那你说我以后怎么办？”易礼容问，他的口吻有些像请求。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在领导职务上应做到可上可下。只要我们在为党工作，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就问心无愧！我是中央特派员，当然得贯彻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要改组，你的省委书记肯定得改掉，但你还是省委委员嘛！就算不是，你却是一个共产党员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也无权阻挡你继续革命的自由！礼容同志，湖南省委以前的问题，我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往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呢！”
听了这番话，易礼容的心情好受了一些。这时，杨开慧为他们各端了一杯茶来。毛泽东笑道：“我们还是莫谈政治，来品品茶吧！”
接着，二人开始谈论别后的其他一些事情。
（6）
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附近的一个宅院里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讨论“秋收暴动”的问题。这所宅院距捞刀河不远，被称作沈家大屋。这是毛泽东在六月下旬回湖南时托人出面租用的。
从外面看，沈家大屋没有大宅院的金碧辉煌，乍看起来，很不起眼。但一走进去却是巷道回廊、庭院错落，犹如一座迷宫。原来，这里有十七间厅屋、三十多条长廊和短廊、二十多栋楼屋、两百多间民房，连成了一个整体。
这里已经是郊外的农村，距捞刀河不远，便于隐蔽，就暂时作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所在地。
彭公达是八月十一日回到长沙的，原来约定十五日召集省委会议，改组省委。后因毛泽东去板仓一直未归，彭公达只得于八月十六日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报告“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讨论并改组省委。
根据中共中央“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的规定，新省委以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为委员，彭公达为书记。
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彭公达、毛泽东、夏明翰等，也有前省委的易礼容、罗章龙等人。彭公达主持会议。
彭公达比毛泽东小十岁，但在湖南的大革命运动中却经历非凡。他出生于湘潭县的罗家坝，与毛泽东是同乡。在就读长郡中学附设甲种师范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回湘潭创办湖湘小学，开办平民夜校，参与创建了中共湘潭县第一个支部、国民党湘潭县党部，任县党部常务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经毛泽东介绍，彭公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参与研究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不久又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支部书记，协助毛泽东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因此，可算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
（7）
毛泽东重新回湘，使省委的新旧委员都很高兴，除了易礼容同他见过面外，其他人现在才见面。大家都充满笑意地看着他。
人员陆续到齐，就差苏俄那个叫马也尔的代表未到，彭公达征询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再等一等。毛泽东想，本来那位马也尔对易礼容他们就反感，现在不来更好，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就说：“可以不等了，我们先开着吧！”
会议依然是彭公达主持，他先是原文传达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湘省工作的决议。决议开始批评了马也尔和原省委的报告中对南昌暴动两个意向的分析，认为是重军事，而“看轻湘省暴动”，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后主要是讲湘南暴动的，明确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受湘省委指挥。
传达完决议后，彭公达特意补充了一句：“湘南暴动大纲是泽东同志在武昌亲自制订的，经临时政治局讨论后一致通过。”说完，他看看毛泽东，意思是请毛泽东就决议作补充讲话。
毛泽东的反应却很平淡，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中央这次紧急会议大的方针是明确了，至于湘省暴动如何发起，斗争在湘省第一线的同志最有发言权。还是先听听诸位的意见吧！”
委员们对决议好像有什么难言之处，都不愿意开头一炮，会场顿时冷了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有人发问：“中央决议对湘南暴动好像是确定了，这在前一个时期还有望可行，现在是否合适？”说话的是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夏明翰。
“是呀！许克祥叛变唐生智，唐军全调往湘南，实际上湘南已同长沙隔绝，谈何发动呀？”夏明翰的话马上引起了响应，这是敢言的罗章龙。
接着，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听话锋好像都对中央这个决议抱怀疑态度。彭公达感到很为难。他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用心听着，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中央强调全省暴动，湘南又不是全省的中心，湘省的中心在长沙。现在唐生智把军队都调往湘南，长沙相对空虚，如何不把暴动放在湘中呢？”
“对，从财力和人力讲，也不适于把暴动发起地放在湘南，况且南昌暴动的军队去向尚不明确，能不能调两个团同唐、许抗衡也是问题。”
大家发言并不顾及在场的毛泽东和彭公达，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湘南暴动已不适宜，应发起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才是正理。
彭公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敲了敲桌子说：“同志们，这是中央通过的决议，我们应该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才是。”
“贯彻执行也要看我们湖南的实际情况。”有人顶了他一句，这是罗章龙。彭公达盯了罗章龙一眼，正要发作，毛泽东却说：“讲得好！”
毛泽东掐灭纸烟，呷了口茶，深思熟虑地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者，局势变化也。我这次回湘，时间不长，但发现实际情况的变化远非我在武汉所想。我同意诸位的见解，整个湘省的暴动，现在不能把发动点仅放在湘南，也不能笼统地在全省铺开。暴动区必须缩小，集中优势于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这样，我们才有决胜的把握。因此，我赞成诸位把暴动发动点放在湘中。”
“那湘南暴动计划呢？”彭公达有些担心地问。
“只好割爱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讲这话，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同中央的决议有违，同我原先的想法不符。是的，再好的决议，再好的想法，若同实际相悖，我们就不能用，否则要吃大亏。古人云，时移事易嘛！不光暴动区问题，譬如军事问题，我们也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才可以起来。”
“哪儿去找这一两个团呢？”一直沉默的易礼容问。
“第六军十七师里陈烈和李隆光那两个团我们可以调动，这得请中央帮忙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易礼容继续问道：“有这两个团就够了吗？”
毛泽东耐心解释道：“仅仅不够，我是说至少要有两个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团为基础，把附近几县的农民自卫军充实进去，发展成一个师乃至几个师，那时我们这些文人也得到前线当师长呢。”
（8）
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符向一从武昌乘火车到了蒲圻。
这是符向一第二次来鄂南。早在七月中旬，他就到过咸宁，向咸宁县党的负责人聂洪钧等传达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和党的任务》的文件精神。现在，省委又派他来鄂南，在鄂南地区特别委员会未成立以前，全权指挥该区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鄂南地区的暴动应该以咸宁、蒲圻为中心和发难地点，所以省委指示要把领导机关设在蒲圻县。
符向一到了蒲圻后，在距县城七里地的汪家村，找到了中共蒲圻县委书记熊映楚。经熊映楚的安排，他住在一家油铺里，这家油铺姓汪，大家都叫它油铺汪家。
当晚，熊映楚把符向一带到一座庙里去开会，这座庙叫月山庙。熊映楚早已发下了通知，所以当他们到时，里面已经有人在等他们了，他们是县委其他两位负责人漆昌元和沈国桢。
符向一向大家介绍了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走向反动的消息，接着向大家传达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鄂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计划精神。这个计划以蒲圻、咸宁、通城、通山、嘉鱼、武昌（城与郊不在内）七县为区域，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指挥。符向一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叫鄂南特别委员会，书记由省委委派。在书记未到来之前，由我全权负责特委的工作。”
符向一又说：“按照计划，我们须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先，在离城与铁路较远一点的地方，尽量去做骚动工作，就是去组织群众，杀戮土豪劣绅。”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只有漆昌元还有些不明白，他插了一句：“我们怎么个杀戮，人家有武器呀？”
符向一回答道：“我们也要有武器。我们要锻造武器，扩大影响，派遣干部，组建农民自卫军，和他们公开干！”
漆昌元又问了一句：“那我怎么办？马上和他们断绝关系吗？”
漆昌元虽然是共产党员，却还是秘密的，他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驻鄂南的巡视员，现在他还和县长杨济时经常来往。
“这个……要等待省委指示，在省委指示未到达之前，你不能暴露身份。”符向一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回答了他。
会上符向一说，省委对鄂南暴动非常重视，已经往其他六县派遣了许多干部，他们有的已经到达，有的还在路上，接下来的事情是，他要分别到各县去巡视，看这些干部到位没有，然后再指导当地的工作。
（9）
第二天，符向一出发了。他的第一站是南边的崇阳，然后再往通城。
负责崇阳、通城一线的干部是罗荣桓，他比符向一早些时候来到鄂南。
罗荣桓在火车上看见的同学黄明，果然如他估计的那样，有可能是党组织派回乡工作的。当他们下火车后，就接上了头。当然，这种接头不需要什么暗号，同学之间，几句话一谈，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
黄明还可以撒谎隐蔽，因为他是回乡，而罗荣桓去干什么？几句话被黄明一下就问住了。最后还是黄明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罗荣桓才算真正解脱。不然，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鄂南。黄明是崇阳人，他以回乡为名带罗荣桓来，而实际却是崇阳县党组织的秘密联络人。罗荣桓到了崇阳，就先住在黄明的岳父家，而黄明则负责与当地党组织联络。
刚到的第一天晚上，罗荣桓就了解到崇阳农军在叶重开率领下刚刚消灭了大沙坪区的反动恶霸魏石峰所带领的土匪武装，并控制了县城。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去找叶重开他们。
第二天，罗荣桓被黄明带到了农军的驻地“江西会馆”。在那里，罗荣桓见到了崇阳县团防局长、共产党员叶重开。随即，他马上召开中共崇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在会上，罗荣桓介绍了武汉已经“分共”的形势，他鼓励大家要继续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然后，他说出了崇阳县委下一步的行动，他要大家监视通城方面的情况，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发动两地联合暴动。
通城，这是和湖南平江县接壤的一个边境小县。今年五月下旬，这里就爆发过当地农民从夏斗寅叛军中夺枪的事，而且还把叛军残部赶进了幕埠山中。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通城是被一个叫刘秀波的县团防局长控制，好在这个县的县长王武扬是个秘密共产党员，所以，只要把事情做得巧妙，两县的联合暴动还是有可能的。
下一天，符向一来到了崇阳，罗荣桓向他汇报了两县联合暴动的设想。符向一想了想说：“能够成功当然更好，但要看实际，我看崇阳是没有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却在通城。”他向罗荣桓布置了到通城去开展工作的任务，并托他向通城县委传达省委暴动的精神。
接着，符向一照例召集中共崇阳县委的负责人开会，罗荣桓也参加了会议。
之后，符向一离开崇阳去了通山，而罗荣桓却直奔通城。
（10）
罗荣桓走后没几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黄昏，叶重开接到洪下村农民协会派人送来一个消息，说大地主陈余庆有一条货船装载着大米准备在明天一早运往武汉，船上有持枪者押运。他们希望农军协助农协截住这条船，然后把大米赈济乡民。叶重开听后马上来了精神，他决定行动，于是被称作秋收暴动中最早的“洪下暴动”就这样开始了。
洪下村在县城天城镇以北二十里地的隽水河边。这里依山傍水，竹林成海。天刚破晓，大地主陈余庆刚叫人把大米装上船，正待要启程。突然，从隽水河两岸的竹林里涌出了无数个挥刀持枪的人，他们呐喊着向粮船奔来。
陈余庆知道情况不妙，看来有人漏了风声，不然这些穷鬼们怎么知道这里有一条船在运粮。他马上叫撑船的快撑，押运船只的家丁也不要慌，把枪推上膛，如果有谁敢靠近船，就用枪弹压。
哪知他的话居然不管用，撑船的人却不动，而是去抢枪。原来他们全是农协会员，在家丁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有的人的枪已经被夺了。有人反应得快，正要举枪还击，却被旁边的艄公用桨板打翻在地。就这样，艄公们却轻松地夺下了枪和船，陈余庆见势不妙，狼狈逃窜。
这次战绩兵不血刃，共缴获五支步枪，四十多包大米。
陈余庆遭劫后，马上跑到蒲圻县向十三军二十九师报告了此事。
不几天，二十九师派一个团向崇阳开来，叶重开只得带着农军向通城转移。
（11）
罗荣桓到通城后，先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取得了联系。
王武扬告诉罗荣桓，本县的中共县委书记汪玉棠已经到南区一带去收集武器了，他要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南区去协助汪玉棠组织农民自卫军。
临行之际，王武扬还把民政股长谭梓生叫来，要他陪罗荣桓去。
谭梓生也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和罗荣桓见面后，他觉得异常的亲切。原因之一是罗荣桓身上透出了一股书生气。再说，罗荣桓和蔼可亲，也让他觉得这个小兄弟的确不错。
路上，俩人边走边谈。这时，罗荣桓才知道谭梓生比他大四岁，原来也是一个大学生。谭梓生本是安徽人，曾在上海政法大学就读。北伐军进入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县时，他那时已加入共产党并毕业回乡从事农民运动，被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长。“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家乡却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来工作。
在南区的中塅，他们找到了汪玉棠。汪玉棠向罗荣桓介绍了他在南区工作的情况。南区现在已有一千多农民参加了自卫军，现在他们除打造一些梭镖，就是动员大家去收集夏斗寅残部叛逃时丢下的枪支。据估计，应该有二百多条。
罗荣桓听见这一喜讯，心里很高兴，于是握着汪玉棠的手说：“汪大哥，真是辛苦你了！”
接下来，罗荣桓和汪玉棠、赵世当、谭梓生等马上商议起如何暴动的事来。
他们约定，汪玉棠、赵世当负责收集枪支，谭梓生负责到县城中与王武扬联络，黄云岸负责各区农军的联络。关于农军的军事训练，让早已到达这里的军事干部刘基宋与肖力负责，他们曾经是程潜第六军中的营长和排长。
（12）
八月十八日傍晚，在农协委员黄云岸家里，罗荣桓还在为如何攻打通城而苦恼，因为县长王武扬虽然是自己的同志，但武装却掌握在反动团防局长刘秀波手里，要做到不伤害王武扬，还真有些难。古人的“投鼠忌器”还真在这里应验了。
屋子里闷得慌，罗荣桓只得出来走走，此时太阳已经在皮头庵山上落下去了，而夕照却还倒影在黄家旁边的小溪里，如果不是要事缠身，罗荣桓肯定会情不自禁去欣赏这一美景的，但是现在却一点心思也没有……
“怎么这两天没见你说话，准是暴动的事把你……”这是谭梓生的声音，他看见罗荣桓在溪边，他也出来透透气。
罗荣桓习惯地把快滑到鼻尖的眼镜向上一推，然后说：“还不是为了攻城的事，我们没有重武器呀！再说，王武扬还在城里，这打起来未免会伤着他。”
谭梓生也在想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把王武扬接出来？”
“这样恐怕不行，这会惊动刘秀波的……”罗荣桓想说下去，却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说了出来，“还有，农军缺乏训练，如果强攻，肯定会死很多人的……”
“哦！”谭梓生仿佛应允着，但神态却是在想另一个问题。突然，他话锋一转：“我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行否？”
“什么主意？说来听听——”罗荣桓突然兴奋起来，脸上也好看多了。
原来，崇阳农军在叶重开的带领下，已经南下，现在就驻扎在通城北面的铁柱岭，这是王武扬刚刚派人送来的信中说的。
罗荣桓问：“送信人呢？”
谭梓生答道：“我看你一直苦闷，就把送信人支走了。”
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罗荣桓听完后高兴地笑了，他说：“好，有办法了，现在我们该去吃点东西了！”
谭梓生说：“送信人说了，王县长要秘密出城和你们一道研究暴动方案。我已经到马港去通知汪玉棠和赵世当，要他们去接王县长。”
“好，很好！”罗荣桓说，“这几天大家都累了，先去吃饭吧，待王县长他们来后我们再商议你说的那个办法。”
三更时分，窗外忽然传来狗叫声，接着是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谭梓生警惕地下了床，然后蹑手蹑脚来到门边。黑暗中，只见几个人影在眼睛里晃动，他拔出了手枪，忙问：“谁？”
人影中有人小声说：“是我！”谭梓生听清了是王武扬的声音，这才把枪收了起来，然后开门出去。
此时，罗荣桓也起来了，待他点上油灯，王武扬他们已进门了。于是他忙说：“你们辛苦了，吃饭没有？”
“饭是吃过了，但肚子却不争气，老是饿。”这是汪玉棠风趣的语言，逗得大伙儿一下就笑了。
然后，大家坐下来开始商议攻城的事。罗荣桓把谭梓生的主意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一致通过，决定智取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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