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劲旅从这里开始
（1）
承载教导团的轮船在离开黄石港时并不是没有听见警卫团的呼叫，而是没有接到上级停船的命令。教导团只接到一个命令，那就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东征讨蒋”命令，即使这个命令署名为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但对他们来说同样有效。再说，这后面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跟着呢，怎么说停就停，这不是儿戏吗？
但是，命运仿佛就是要跟教导团作对，这中途被叫着停船的还有另一支力量，这可没有警卫团那么客气。叫停你不停，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教导团在经过黄颡口下游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时，岸上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有几艘快艇驾着机枪向他们直奔而来。
轮船中舵手看见这一情形，马上停了下来。原来，他们又遇见了老冤家何键的部队。顿时，船中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此时，侯连瀛在船舱里转来转去。他想，糟了，今天又遇见何键的部队。怎么教导团这么倒霉，老是遇见何键的部队。他派参谋长季方去交涉一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季方进了船舱，他向侯连瀛报告，来的是何键江左军的一个巡逻队。他们的部队已经封锁了江面，任何船只都需经过检查后方才决定是否通过，如果与“东征讨蒋”无关的船只，一概不许通过。
此时，江面的确已经被军队控制，江北被唐生智第一方面军控制，江南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经派了两个团沿九江向西边长江沿岸布防。
侯连瀛听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季方说：“和张总指挥联系，要他向三十五军通融，不然我们即使过了这一关，以下的关口也不敢说就能顺利通得过。”
终于，教导团的电台向九江第二方面军发出了信号。
但是，在石灰窑这个地方一直等了一天都没有回音，而三十五军方面已经全部封锁了江面，大有战斗就要一触即发之势。
侯连瀛颓唐极了，他有一种随时被宰割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两千多人呀，不能就这样断送到自己手里。侯连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的是工兵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他一直很熟悉的事情，而且如果一旦遇见这种问题，应该是难不倒他。但是世上有一种路他没法通行，那就是由人“制造”的阻塞。这不需要他的那些知识，更不需要什么器材，他需要另外一种技能。
十几艘大小木船、机帆船围着一艘大轮船，有些像小鸡们围着大母鸡似的。陈毅在船上已经串联好了，要有枪的战斗部队做好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三十五军有胆敢再来捣乱的迹象，就坚决消灭他们。先下手为强，大不了鱼死网破！
太阳又要落山了，夜幕逐渐来临。
此时，被派往三十五军做交涉的参谋长季方终于回到了船上。
他是到三十五军的一个沿江指挥部去做交涉的，但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直到下午，那个指挥部才接到命令，让教导团通行，季方这才回来。原来，是何键部队把情况报告上去后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得到证实，这才让他们通行。
轮船和机帆船终于又启动了。坐在船上的所有人都虚惊了一场，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说笑声又开始在到处能够听见了。
（2）
八月四日中午，船队终于到达了九江。
尽管九江岸边的码头都也是戒备森严，但船中的教导团师生们还是欢呼起来。因为他们终于穿过了何键三十五军封锁的危险地带，回到了第二方面军的怀抱，这就算彻底自由了，他们能不高兴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当船队准备停靠在那个宽敞的天字码头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不准靠岸的信号。接着，从岸边飞速地划来一只小划子向轮船靠拢。小划子上的人拿着用纸糊的大喇叭筒子向轮船喊道：“教导团听着，我们奉张总指挥命令，特意来通知你们，轮船不能靠岸，轮船不能靠岸！”
船上的人一听，马上骚动起来。怎么和何键部队所作的同出一辙？
紧接着，团长侯连瀛、副团长杨澍松和参谋长季方被带走了，同去的，还有几个营长。
接下来的却是，几艘机帆船开来，马上包围了教导团的船队。机帆船上全是机关枪、迫击炮等，其枪口和炮口对准了教导团。
陈毅本来坐的是一艘木船，但他趁刚才的混乱已经跑到了轮船上。此时的情形，果然被他在武昌码头的所说的话所言中，教导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
在轮船上，陈毅找到了叶镛。此时，叶镛已经命令他那个营做好了战斗准备。
作为一级党的领导，陈毅马上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对叶镛说：“不要轻举妄动，看看事态的发展。”叶镛从窗口向外看去，那些围过来的机帆船上已经架好了枪，如果动起手来教导团肯定得吃亏，于是他向身边一个战士说：“去通知各连，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3）
却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此时在九江，那还是很意外的事。在此之前的许多天里，他并没有在九江。开始是被汪精卫通知到庐山开会，后来又下庐山去追赶叶挺、贺龙的军队，在马回岭追到了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却又让它跑掉了，而且还受到了屈辱。这段时间，他成了第二方面军中最忙的人，警卫团与教导团收到的电报都署名是“黄琪翔”，那是因为张发奎在黄琪翔军中正追赶二十五师。
到了九江，张发奎才听到黄琪翔向他汇报通知警卫团和教导团的事。张发奎一听不但没有夸赞黄琪翔想的周到，反而骂了一句广东话：“丢那妈，这班契弟！咸家铲！”
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带走了他一个军又两个半师两万四千多人，这对一个方面军统帅来说是十分痛心的事情。第二方面军总共有多少人，三个军共八个师，可如今只剩下了三个半师。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张发奎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看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话的确不假。他张发奎一向对共产党包庇纵容，网开一面，可结果是他们反戈一击。这简直让他深恶痛绝！所以，黄琪翔一提到警卫团和教导团，他就马上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共产党，他就想骂人。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教导团已奉命抵达九江，现在快到码头。
“统统消灭，不留一个活口！”半天里，张发奎嘴中迸出了这么一句。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比较乐观，一则，他的部队跑得不多，也就是李汉魂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再说他心里同情共产党，在政治上把邓演达作为精神领袖，所以就没觉出有多大损失。听张发奎一说，黄琪翔马上说：“向华兄，不可鲁莽，我们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张发奎就像受过刺激后在挣扎似的，“以前就是因为从长计议才酿成了今日的分崩离析，这还有什么必要去从长计议？”
黄琪翔见张发奎一时转不过弯来，马上就替他算了一笔账。他说：“教导团并不全是共产党呀？如果我们统统杀掉，这个理由恐怕站不住脚。更何况那里面还有很多军事人才，只要我们能招到新兵，那里面的军官拿来就可以用。到时候我们的本钱儿可不是跑到南昌去的那点人马了。”
张发奎一听，怒容顿消，因为他也会算这笔账。他知道，军队虽跑了不少，但实际跑掉的都是共产党早就控制了的军队，而他起家的部队却没有受到影响。至于贺龙的那个暂编二十军，本来就不是他的部队，只是挂在了他的名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要离心离德，你能有什么办法？
好在这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能再上当了。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广东仔，今天能混到这种地步，那还不是从排长、连长、营长这样一路一步磨打滚爬到现在吗？因此军队中的一兵一卒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只要保存实力，什么都好说。于是，他对黄琪翔说：“先把枪给他们下了，再让他们上岸，我要一个个地审查，看谁是共产党！”
“好的，马上照办！”黄琪翔应声答道。
（4）
汉口中山大道那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楼房，分前后两栋。从前面看去，中间高，两边低，楼房主结构是五层，但在房顶上又多盖了一层走廊，与两端的顶楼连在一起，之间是高耸的第六层主楼，其高度一直超过楼顶，直插云霄，显得气势雄伟。
据说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楼，去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征用了这幢大楼，作为政府办公大楼。
几个月以前，这里口号声声，歌声不断，是“国共合作”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但是现在，这里正在召开国民党会议，成了国民党开始进行彻底“反共”的堡垒。
自下庐山后，汪精卫在九江张发奎处只逗留了一天，随即马上赶回汉口。
汪精卫认为，共产党已经抢先对他下手了，他必须在汉口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制定彻底的“反共政策”。其实早在两天前，也就是汪精卫还在庐山时，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发布通令，第一次严厉规定：对共产党徒一经拿获，决不宽恕。
在南洋大楼三层的那间宽敞的会议室里，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彻底反共”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还是在这个地方，四个月前，这里举行过标志“国共继续合作”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会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还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对农民宣言》、《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等二十多个决议案。可是现在，也是在这个地方，却颁布出一系列“惩办共产党”的法案来。
这一天，是汪精卫正式宣布“分共”后的第二十天。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汪精卫主张“和平分共”到“武力反共”的开始。
其实，在这二十天里，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队早就开始“武力反共”了，那时汪精卫高高在上，也许真的不知道，也许装着不知道，反正李品仙的卫戍部队已经开始杀人了，却没看见汪精卫以任何形式出面干预，或者说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追究李品仙的责任。
那位被推向汉口最繁华的“血花世界”，并遭枪杀的共产党员、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青团江岸区委组织部长宋继武，就是第一个已知被杀的。尽管那时汪精卫正在颁发《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但却形同虚设，想杀的依然被杀。
在这二十多天里，汪精卫虽没有公开宣布“武力镇压共产党”，但却对共产党已经没有好感。共产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并撤回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汪精卫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
共产党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作出“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汪精卫则发表《统一本党政策案》、《告中国共产党书》予以反驳，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法令……
（5）
可是到了今天，当汪精卫知道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带走了他几万人马时，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要召开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统一全党意志，然后对共产党来个泰山压顶。在会场上，他歇斯底里喊着：“共产党徒已在南昌举兵叛乱，中央为肃清内部起见，对于中央党部职员中C.P.分子应迅予处置。”
想起共产党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他简直有些恼羞成怒，进而咬牙切齿地敲着桌面：“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
汪精卫的开场白给会议定下了基调，接着不满共产党的言论在会场上形成了轩然大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表示对共产党决不能轻饶，应立即组织讨伐军去平定“叶贺”叛乱，派朱培德、张发奎去把叛军尽量消灭在南昌或者江西境内；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孙科等几个中常委都先后发了言，虽然所说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武力清共”却是他们共同的呼声。
最后汪精卫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
会议作出决议，宣布：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均着即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与张国焘等一并缉拿讯办；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
会议通过了清除共产党决定，即：（一）各级党部暨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三）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四）著名共产分子应由地方军区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
至此，汪精卫也走上与蒋介石相同的“武力清党”之路。
第二天，汪精卫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错误与纠正》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承认此前“和平分共”处置不当。他说：“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
（6）
从黄颡口的吴王庙出发，警卫团急行军了两天，终于到达了阳新县城。这是湖北东南角的一个县，县域面积虽大，但县城却不大。这里处于幕埠山东端的北麓，富水由西向东南横贯全县，自湄潭以下，两岸湖泊星罗棋布，有“百湖之县”所称，而那些坡度平缓的岗地却分布在了山丘河流湖泊之间。
警卫团到达阳新县时，阳新县的百姓以为北伐军来了，马上出城迎接。
卢德铭被县长请进了县衙，部队在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接着，县商会马上为警卫团筹军饷，范树德带着他的辎重队到处收购粮食。
警卫团在阳新县城呆了一天，卢德铭在此派了两个侦察员打前站往武宁方向运动，同时也派了一个联络员往南昌去联络。
当部队要出发的时候，天不作美，突然却下起了暴雨。
一时间，这个被称作“百湖之县”的阳新一下就成了到处汪洋一片。
离开阳新县城后，卢德铭决定马上征集船只，找来当地的向导，经克乐园、风下园，再翻过九岭山，就可以到武宁县。
阳新县毕竟是鱼米之乡，在短时间内，马上就征集到了二三百只小船。
雨雾中，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哪知快到克乐园时，四周的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卢德铭马上找来向导询问。向导说，那是山上的红枪会在放冷枪，其目的是阻路，不准再往前走。
越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切，而且附近的水面上已经被子弹打出了水花。这时，卢德铭要大家喊只是借路不伤害他们。
一时间，到处都在叫：“我们是正规军，不是来打你们的！”
“你们不要怕，我们只是借借路！”
但是，山上的人好像不吃这一套，依然放着枪。卢德铭找来向导询问，向导说，这克乐园、风下园是阳新县的边缘地带，翻过九岭山就到了江西的武宁。这里历来就是土匪出没的地带，现在又闹红枪会，一个庄子一千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参加了红枪会。
卢德铭只好下令在一个地方宿营，然后派人到山上去侦察。
（7）
卢德铭和辛焕文商量，决定派韩浚带一个连上山去看一看，因为他毕竟是湖北的本地人。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主动要求前往。卢德铭一看，是团部参谋何长工。此人卢德铭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颇有些来历。在来警卫团之前，好像曾是个什么总指挥。
原来，何长工曾是洞庭湖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他和几名农民协会的骨干跑到武汉来避难。在武汉农讲所，何长工他们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何长工是老熟人了。早在一九一八年何长工在河北长辛店做工时，毛泽东去那里就认识了他，不过那时他不叫何长工，而是叫何坤。
后来他又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一直在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从事革命活动。这次见到毛泽东，老熟人相见，两人都很高兴。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建议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于是“何坤”这个名字就改作了“何长工”，这还是毛泽东的建议，出处是“长辛店的工人”，意义是“为革命扛一辈子长工”。
从表面看，何长工憨厚、老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仔细瞧，此人眼窝深陷，有些像西方人，其次是眼神聚光，显得十分机警。
卢德铭见何长工主动要去会红枪会，非常高兴，马上问他要多少人一同前往。何长工伸出两个指头，卢德铭以为是两个连。
“两个连，你打算怎样使用？说来听听。”卢德铭说。
何长工马上说：“不，我只需要两个人跟我一同去。”
“两个人？行吗？”韩浚在一边为他捏了一把汗。
“说说理由。”卢德铭说。
何长工把自己在洞庭湖时的经验一说，大家这才放下心。
（8）
第二天，何长工就带着两个侦察员出发了。在一个叫排右的地方，他们上了岸，然后往山上爬去。在何长工的心中，他认为要解决这些事情，就得找到他们的会首，也就是头人。只要打通了头人，问题就迎刃而解。
他们被一个老乡带到了一个村子。老乡说，这就是头人的住处。
何长工一见，一排青砖大瓦房掩映在一片竹林中，别有一番风景。
走进竹林，见一处房门口站着几个拿大刀片的大汉，有的还拿着鸟铳和快枪。何长工想，看来这里就是红枪会会首的老巢了。正思虑间，突然那边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何长工等马上站住，接着有几人跑了过来。
何长工对他们说：“我们是北伐革命军，想见见你们头人，请麻烦通报一下！”
有一个说：“你们来了多少人？”
何长工说：“只有我们三人。”
“你们的大部队呢？”另一个问。
何长工说：“在山下呢，放心，我们不是来打你们的，我们是来谈判的。”
“好吧，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能走动一步，我们马上去通报。”一个像是头目的人说。
一会儿后，小头目从房中出来了，他说：“走吧，掌柜的有请！”
何长工三人在小头目的带领下穿过曲径的梯阶，进了瓦房。
还好，房中并不是传说中的那种聚义厅，但也够气派，因为到处都是拿着武器的兵丁。头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见何长工等进来，马上抱拳让座。
头人说：“不知贵军到此有何公干？昨日会众不明贵军企图，误放冷枪惊扰，实在抱歉得很，请多担待！”
没想到头人这样通情达理，这是何长工始料不及的。他们还以为在一番舌战后可能会遭到什么不测，哪知是这种良好的结局。于是何长工笑着，耐心地向头人介绍，警卫团东进借路讨伐军阀的道理。最后向他们保证了下面几条：
第一，部队只是借路，所经之处，秋毫无犯，不拉兵，不派款，不借房，所用粮秣照价购买；第二，从谈判之日起，红枪会远离部队行动路线两里路，保持距离，以免摩擦；第三，请红枪会派得力的人为部队作向导，一起同船而行，直至送出本地区，以免互有伤害。
头人一听，觉得完全可行，于是就答应了何长工。
就这样，部队顺利的通过了这个有红枪会骚扰的地区。
（9）
教导团在九江太古码头被困了一天，第二天才准上岸，但不准带枪。
船上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许多人蠢蠢欲动，但都被陈毅在暗地里下命令给止住了。
第二天，先前的那个小划子又来了，依然是拿着大喇叭喊：“教导团听着，张总指挥要你们下船，但是武器必须放在船上，空手下船，空手下船！”
接着，到处都在叫：“放下武器，空手下船！”
“放下武器，空手下船！”
陈毅见到处都是枪口，就是拼也未必有胜算，因此又传下命令，按张发奎的指令空手下船。
教导团的师生上岸后被带到第四军陆军医院附近的一个平坝上集合，然后听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训话。
张发奎站在由四张大方桌拼成的台子上，旁边是新任团长谢膺白。身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的谢膺白，现在兼任了教导团的团长。原教导团团长侯连瀛和参谋长季方现在不见了，只剩下副团长杨澍松还站在台子上。原来，侯连瀛和季方上岸后就被张发奎解除了职务，原因是张发奎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其实他们并没有入党，只是在政治上倾向于邓演达，同时与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走得很近。
侯连瀛、季方等上岸后，被带到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刚进大门，就被张发奎的卫兵堵在门口。这时，只听张发奎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可共产党对不起我？叶挺、贺龙已在南昌暴动了。你们立即回船上去，搜缴教导团所有的武器，送到总指挥部来。”
侯连瀛一听要搜缴教导团武器，第一个想不通，他马上与张发奎争辩：“张总指挥，我们是初来乍到，这样做恐怕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张发奎说，“‘清共’是汪主席早就定下的方针，这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太多了，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侯连瀛愤然说：“张总指挥执意要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武器是军人的生命，枪都被缴了，还算什么军人呢？这个团长我干不了了，你另请高明吧！”说着，他把自己的枪先交了出来。
接着，季方也从枪套里摸出了自己的枪。
副团长杨澍松手刚放到枪上，但终于没有动。
“你们是共产党吗？谁叫你们交枪？”张发奎觉得这是在威胁他，简直有些恼羞成怒，但还是竭力忍着，然后对黄琪翔说，“几位远道而来，先带他们去休息！”
在黄琪翔那里，侯连瀛说：“这算什么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嘛！”侯连瀛虽然比黄琪翔大七岁，但都在保定军官学校就读过，并同时毕业。所不同的是侯连瀛学的是工兵科，而黄琪翔学的是炮兵科。现在他满腹牢骚，对张发奎的处理感到不解甚至不满。
黄琪翔说：“步仙兄稍安勿躁，现在张总指挥也是在气头上，共产党带走了我们那么多人马，同时还在南昌把枪口对准了我们，我们这也是逼得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如果二位兄台觉得有些为难，可以写一份辞职报告，我去向张总指挥说明！”
就这样，侯连瀛和季方就在九江离开了教导团。
当天晚上，经张发奎决定，由谢膺白兼任教导团团长，马上在教导团里进行“清共”。所以就出现了让师生们空手下船到操场集合，然后进行训话这一幕。
（10）
只听谢膺白扯着嗓子喊：“同学们站好了，现在请张总指挥训话！”
如果在平时，肯定是雷鸣般的掌声，可今天气氛却不同，下面悄无声息，都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张发奎和谢膺白。
停了好一阵子，张发奎才开始说话。他声色俱厉地喊道：“叶挺、贺龙在南昌叛变了，我们同共产党分家了！他们事前不告诉我，不相信我，不同我合作……”突然，他的嗓音好像被什么卡住，变得浑浊而模糊，“他们对不起我，带走我那么多人马……”
张发奎伤心得真想哭。在北伐开始时，他原是李济深第四军所属第十二师师长，率师北伐中，由于他的军队里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官兵和叶挺独立团的英勇无畏，也由于他本人有勇有谋，所以一路势如破竹，遂名声大噪，并晋升为第四军军长，后又跃居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而如今，所辖的三个军仅存其老底子第四军。在一年之间这种大起大落，想起来实在是有些伤悲。
但是，他毕竟是军人，伤感只是几秒钟的事。他知道军人本来就是面对残酷。当初他利用了共产党，所以他的队伍连连打胜仗，并赢得了“铁军”称号；如今他失去了一半多的人马，简直是摔了个大跟斗，也是因为共产党。因此，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语，好像在他的处境中全都体现了出来。由此，他对共产党再也不能包庇纵容，而必须对他们进行制裁。
可是，这两千多人的教导团里，谁是共产党呢？张发奎不得要领，黄琪翔也不得要领，就连刚刚辞职不干的侯连瀛和季方也不得要领，这就让张发奎感到无从下手，所以在训话中，他得采取一些迂回的方式。他说：“我张发奎是革命的，我知道你们也是革命的，只是我们的理解不同……”
说到这里，他向台下的人看了一遍，然后把嗓音又拔了上去：“今天收你们的枪是出于不得已的，现在我宣布，凡是CP同志，都站出来，或者到总指挥部去报名，我发给路费、衣服，还派专车送到南昌去，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他见没有人反应，接着又说：“你们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和共产党分道扬镳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合作，我们这是殊途同归！”
他见还是没有人反应，于是就有些垂头丧气：“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好好考虑吧。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留下来跟我走！”
训话完后，谢膺白命令教导团，徒手到已安排好的地方去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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