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在德林公寓的另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也在小声地议论着。尽管天地很热，他们也还是垂下了窗帘。这里没有外国人，而是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
高个子穿着一身灰色的夏布短衫，身材高挑，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尤其突出的是左眉心上边沿有一颗黑痣。他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扇着，说起话来一口京腔。
矮个子是一个四川人，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虽然身材矮了一些但很结实，咋看起来很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可就在这张娃娃脸上却有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
高个子说着一口北京话，矮个子却说着四川中部广安一带利索的方言。这二人一问一答，好像在嘀咕着什么事。
原来，这间屋子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办事处，高个子是中共临时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矮个子是秘书邓小平。
邓中夏本来是跟李立三一起去南昌策动暴动的，但却在九江就被周恩来派遣折返了回来。
在九江举行的策动南昌暴动的会议上，在讨论暴动后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问题时，邓中夏和谭平山站在一起，他们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认为这样做势必引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而李立三和恽代英却不这样想，认为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谈不上真正的土地革命，于是双方发生了分歧，后来是周恩来赶到了九江，把会议所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辨析，使大家统一了认识。
之后，邓中夏受周恩来的派遣把南昌暴动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邓中夏外表文静而内心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就促使他总想在外边去溜达。他身为秘书长可在机关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前两天刚回来就又想走，可瞿秋白没有让他走，而是要他负责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召开。
于是，他负责的秘书处就开始了寻找会址的工作。邓中夏是湖南宜章人，但多年在外奔波练就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熟悉那个地方方言的能力。在去广东之前，他说得一口北京话，到了广州后粤语也会了，后来在上海，上海话也会了一些，目前湖北话他也学会了很多。当时有同事认为他鹦鹉学舌，不搞正经，可没想到眼下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需要秘密隐蔽时，他的这种“鹦鹉学舌”的特长居然给秘密工作带来了方便。
（7）
在汉口租界内，邓中夏操着一口上海话到处去号房子。他装着老板的模样，带着由顾顺章给他派在身边的几个上海来的纠察队员，有时也单身出去，身边只带着邓小平。今天他们在三教街发现了一处房子，在俄租界的地面上。现在他和邓小平就正在议论着这件事。
邓小平是刚刚安排在中央秘书处不久的一个来自陕西的专职秘书。他原名邓希贤，本来是四川广安人，只因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呆了五年零二个月，后来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十一个月之久，在西北军阀冯玉祥访苏后，他和另一四川老乡刘伯坚一起奉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国帮助冯玉祥建立国民军。
哪知马日事变后，冯玉祥越来越靠向蒋介石，后来竟把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这样邓希贤就只得从西安流落到武汉，然后找到了正准备从公开转入秘密的中共中央，被中央任命为秘书处秘书。为适应秘密环境下的工作，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中央秘书处原计划应该有八位专职秘书，但有的任命后没有到位，有的到位后又因别的工作离开了中央，目前在中央负责秘书工作的就只有这个矮个子的邓小平。邓小平言语不多，行动却很干练，而且细心。
当邓中夏问他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地址找到没有，他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一个笔记本来，然后一一向邓中夏汇报。他说，现在找到了一处地址，但并不理想，因为这确实不像个开会的地方，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也只有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由于邓小平初来乍到，对汉口的租界并不熟悉。当邓中夏给他安排这个寻找会址的工作后，他就十分留心起汉口江岸的租界地形来。这几天里，尽管天气很热，尽管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但他还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秘密交通员的配合下到处查看房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举行中央这次紧急会议。
邓中夏叮嘱他寻找地址的原则是要绝对安全，因此遵循这个原则，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所涉猎的范围内开始寻找起来。他认为，要绝对安全，第一，只有在租界内的偏僻处，第二，最好是俄租界，当然现在已经叫第一特区，第三，这个地方还得四通八达，一旦遇到危险可以随时转移，而且分多路转移。要先达到这三个要求，才去考察此地的房屋结构、面积、起居等等因素。
（8）
忙了几天，他们终于在俄租界的三教街找到了一处能具备上述要求的地方。这里地处江岸算是偏僻，房屋有后门，能直通江边，更理想的是屋顶还有天窗可以直通旁边的房屋，然后从另一条路离开此地。
关于屋顶，邓小平还亲自去走了一趟，证明了这条路确实可通。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并不完美，找到了这个在安全问题有绝对保障的地方，但在其他条件上却很差，比如，里面的房间太窄，大都是住人的单身住房，哪里像个开会的地方哟！
第二，就是起居问题，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饮食怎么办？那上面又没有餐具，更没有厨房。天气这么热，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出气还感到困难，不要说几十个人在一间小屋子。
等等等等问题，让邓小平感到气闷，所以他把问题都一一记下来，详细地报告给邓中夏。
邓中夏听后，把手里的烟头轻轻地丢在了地上，然后用脚踩了踩。这才说：“小平同志，这几天你辛苦了，现在是安全第一，既然你找到的这个地方在安全上这样合适，那就这个地方吧。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应尽量去克服。另外，以后的工作可能更为艰苦，你作为成天跟文字打交道的秘书，不要凡事都往本子上记，有时还得用心去记，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与环境，你说对吗？”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谦恭地说，然后又请示了下一步工作。
邓中夏说：“我们已经通过湖北省委的各交通站去通知在武汉地区秘密居住的中央委员来开会，你负责接待工作。记住，来一个就让他先住进你寻找的那个地方，要分别进去，不要被外人看见那里人来人往的。”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像个军人，他双手垂肩端端站在邓中夏面前说道。其实，他还没有改掉在冯玉祥部队里讲话的习惯，一旦给学员们讲话，他都是这个动作。
第四章：武昌城头雾茫茫
（1）
天气依然是热，特别是没有一丝儿风的时候。
好在武昌城四周都是被水湖包围着，再加上由西南向东北还有宽阔的长江，这就使本该升温的时候却不升温，但一升温，却又马上降不下来。
在武昌北郊的江心，一只小船在来往的洋轮中穿梭。
开始，小船还算顺利，可是走到江心，一艘洋轮却从上游破竹而来，小船马上躲闪，却已经来不及，于是就拼命地在洋轮划过的巨大航流中颠簸。正在挣扎，下游迎面又来了一艘洋轮，其汽笛声刚响，就已经离小船不远，那滚滚而来的架势，好像不把小船撞翻誓不罢休。小船顿时处于一种惊慌失措之中，大有一触即溃而被葬身江底的可能。
船上的艄公拼命地摇着橹，那双臂鼓起的肌肉就像爬动的蚯蚓，而额头上的汗珠却在顷刻之间就漫过了眉宇。
坐在船上的两个人也不知所措，几次伸出手来想帮帮船家的忙，但又不知从何帮起，有一种手脚无处放的感觉。
终于，小船在艄公的努力下慢慢稳住了船身，并向对岸武昌划去。
这是一只白木小船，懂行道的人知道，这应该是四川帮驾的小船。
小船在一个不起眼的码头靠了岸。
船上的两个人下来了，一个高挑身材，戴着眼镜，另一个要矮一点。
矮个子把船钱给了艄公，戴眼镜的高个子却对矮个子说：“今天有些意外，多给点！”
艄公一听，马上道谢，同时还骂了一句：“那些龟儿子……”
“好了，你把这个拿去吧。”矮个子又给了几个铜板。
艄公连忙作揖道谢，矮个子也不还礼，只是说：“算了算了，我们都是四川人，用不着那么客套！”
之后，这两个人马上离开了艄公，往武昌城内赶来。
和高个子相比，矮个子年龄要大一点，说着一口的四川腔，有些像沿江的走私老板，那高的却年轻一些，脸上的稚气都还没有褪尽，再戴着眼镜，就很像一个学生。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像一路人。不过，这年头，有谁又在注意这些呢？也许他们俩本就是不搭界的两个坐船人。
可是，当他们谈话时，我们的判断却有些失误。矮个子说：“出了武昌站，你就算安全了。先在中伙铺下车，然后到蒲圻去找一个叫漆昌元的人。”
“你呢？”高个子问道。
“我还得继续转移干部到你那里去，那里已经成了省里的重点。”矮个子说。
哦，原来他们是一路人，而且在干一种秘密的工作。
是的，他们是中共秘密党员，现在正在商议转移的事情。矮个子是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彭明晶，高个子是他所辖区委的普通党员罗荣桓。
（2）
走了一段路后，他们进入了市区。这时，他们的话马上少了。
正走间，忽然有一队警察从远处而来，正往他们这边走来。
彭明晶对罗荣桓说：“罗眼镜，我们马上分手吧，你去车站，咱们绕着走！”
罗荣桓听了嘴里却嘟哝着：“这个世道，什么时候才算太平？”
“少发牢骚，快走！”彭明晶小声说，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到那边后，是去崇阳通城一带。”
“就我一个人去？”罗荣桓问了一句。
彭明晶说：“到了蒲圻，你就知道了。”
“你现在不能说吗？”罗荣桓笑了笑问道。
彭明晶没有笑，而是一脸的严肃：“现在不能说，你刚刚才入党，还不知道党内的规矩。以后要注意，我们是在秘密工作，不能随便问，也不能随便说。”
“我们之间也是这样吗？”罗荣桓问道。
彭明晶铁着脸说：“是的，这是纪律！”
（3）
彭明晶和罗荣桓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曾经是青岛私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彭明晶是四川安岳人，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受到过老师恽代英的教诲，后又在恽代英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荣桓是湖南省衡山县人，十七岁时才进长沙中学读书，后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这样，就与商科就读的彭明晶相识以致成了好朋友。
罗荣桓到武昌来那完全是彭明晶的影响。因为北伐军进驻武昌后，在各方面都需要人才。这时彭明晶也从广州来到了武昌，于是他写信叫已经回到家乡的罗荣桓前来武昌继续完成学历并投身革命，这样罗荣桓就在彭明晶的一手照应下进了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
现在罗荣桓已离校从事革命工作了，他是今年六月经彭明晶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几天，武汉三镇的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中山大学学生会由于支援震寰纱厂女工的斗争而被镇压。因此，经中共湖北省委研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学生会党员一律撤退转移，并要区委书记彭明晶负责疏散。这样，罗荣桓便派到了鄂南去从事农民运动。
彭明晶生性活泼，口才又好，与罗荣桓文静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现在彭明晶却一脸严肃，话已不多，这倒使罗荣桓警觉起来。
是的，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共产党人已经被控制了活动，有的已经被逮捕、枪杀，这怎么会高兴得起来。
就这样，罗荣桓和这位好朋友，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在这个名叫武昌的小巷里分了手。很快，两人都消失在小巷的深处。彭明晶是坐上了一辆黄包车，然后扬长而去，罗荣桓却步行去了武昌徐家棚火车站。
（4）
在徐家棚火车站，罗荣桓终于上了车。
在车上，他意外地碰见了同学黄明。他问黄明：“你要去哪儿？”
黄明说：“现在这么乱，书已经读不下去了，还是回家吧。”
“你家在哪儿呀？”罗荣桓好奇地问。
黄明说：“在崇阳呀，你不知道吗？我好像给你说过的。”
“哦，是吗？我倒给忘记了。”罗荣桓努力搜寻着记忆，但是却没有印象。
突然间，罗荣桓想起黄明刚才说是崇阳县人，这“崇阳”二字，不是他要去的地方吗？于是他一阵兴奋，马上想找黄明问个究竟，但彭明晶的话却让他不敢轻易去问，他只得安慰自己，到了蒲圻后总会知道的。
黄明听说罗荣桓要到蒲圻去，也身不由己地随他而行了。
（5）
暮色降临，在武昌的汉阳门外码头上来了许多兵，他们是以四路纵队从武昌城中开来的。在军官们的带领下，队伍陆陆续续上了船。远远看去，灰色的衣服，形成了一条灰色的长龙，渐渐融进到无边的夜色里。
码头上停着大大小小的船，其中有两艘招商局的“德兴”号客轮也停在这里。这些兵就是在往这两艘轮船上移动。他们刚从武昌城里开来，在此之前，是驻扎在武昌湖北省政府大院附近，既负责省政府的安全保卫，又负责武昌城区的防卫。
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以为这是湖北省政府的警卫部队。其实不是，他们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留在武昌的警卫团，现在被团长卢德铭带领，准备乘船去九江。
警卫团共两千多人，除了第四营留在武昌外，一至三营全部上了船。一艘客轮装不下，所以准备了两艘。
团长卢德铭站在码头上看着士兵们上船，旁边是参谋处的人员。参谋长韩浚在旁边向卢德铭汇报情况，指导员辛焕文却骑着马在停泊轮船的附近沙滩上奔跑。由于轮船上人太多，不能运马，所以有马的只好另行处理。辛焕文舍不得他的马，所以在沙滩上骑着不忍舍弃。
三个人中，除了韩浚要老成一些，卢德铭和辛焕文都显得年轻。特别是卢德铭，咋一看，像个刚毕业的学生，因为在那张充满稚气的脸上还没有留下太多的沧桑痕迹。他皮肤白净，眉清目秀。
本来早就安排好各营各连应上哪一层船舱，这样就会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但实际却还是混乱，原因是有的人不问青红皂白随便上船，特别是那些兵油子，这样就出现了混乱。顿时，码头上人喊马嘶。
卢德铭对这种场面极不满意。这样混乱，打起仗来怎么办？但警卫团毕竟是新兵太多，从成立到现在才四个星期，看来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6）
待士兵们全部上了船，几位团领导才缓步登上客轮。这时，船长从船舱中钻出来，他邀请卢德铭等团领导到船长室休息。但卢德铭拒绝了，而是到早已准备好的船舱中。那里，将作为团指挥部。
三个人随着参谋处的人员，登上了最高层那间能巡视远方的船舱中。可是一到那里，里面已经有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韩浚只得对那些士兵说：“你们得让一下，我们是团部的。”
“这里我们先占着，凭什么就得让你们？”一个士兵说。
“你们是团部的，就该让你们吗？”另一个声音说。
“不让。”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强硬地说，“我们还是师部的呢！”
辛焕文一看，这个家伙还带着短枪，看来是一个连长。
“少扯淡！你就不怕关禁闭吗？”辛焕文对那个带短枪的喝道。
“不怕，本人不是靠吓大的！”
“你们是哪个营的？你叫什么名字？”卢德铭上前问道。
“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七连连长史保亨，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是团长卢德铭。这里早就被安排为团指挥部了，现在请你们另找一间。”
那个连长一听，马上蔫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弟兄们，我们走吧！”
顿时，这群人一窝蜂地从屋子里涌出来。
这时，卢德铭对旁边的辛焕文说：“去通知船长，可以出发了！”
辛焕文马上朝船长室奔去。几分钟后，轮船的汽笛响了，然后慢慢地移动起来。后面机帆船的马达也陆续地响起来，船队就这样出发了。
船开始移动了，卢德铭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天的忙碌，终于告了一个段落，现在他很想睡一觉，但脑子里却还在努力搜寻着行动的每一步。作为团长，他必须把每一步都要考虑到。
“今天秩序很混乱，看来我们对部队的训练还得加强！”卢德铭对刚回到船舱的辛焕文说。
“是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得加强。”辛焕文附和着。
接着，卢德铭又问参谋长韩浚：“老韩，侦察船派了吗？”
“派了，由特务排长谭希林带一个班在中午就出发了。”韩浚虽是参谋长，但论起年龄来要比卢德铭大十岁。二人相处时间不长，但配合却很默契。
（7）
原来，卢德铭调动部队上船去九江，已经准备了整整一天。
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卢德铭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参谋长韩浚叫醒。
待他披衣走进团部那间办公室，桌上已经放着两封电报需要他签收。一封来自南昌，是贺龙暂编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发开的；另一封来自九江，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亲自发来的。都是加急。
卢德铭忍不住拿起了南昌发来的电报，那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们暴动了，急盼速来。他又拿起九江发来的电报，却是这几个字：速来九江。
卢德铭马上在签收栏写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却没有马上交还机要员，而是把两封电报拿到灯下细细看着，仿佛是在辨别真伪。
这两封电报分别署着“周逸群”和“黄琪翔”的名字。“周逸群”是贺龙暂编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黄琪翔”是第四军军长，都是张发奎的部下。但周逸群却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内却可以发号施令。
其实，卢德铭知道，这两封电报都不是假的。他之所以拿到灯下细看，那完全不是在辨别真伪，而是在分析，——他想从电报的内容中揣摩发报人还没有说尽的话。
这两封电报的到来，却使卢德铭处于进退两难中。首先他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团长，按程序得听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可发报人却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这完全超乎了正常的施令范围，说得明白一点，以上这两个人都不具备给他发令的权力，那他们为什么又发来了命令呢？
卢德铭想，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在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他是不会轻易出兵的。怎么办？卢德铭的脑子里不停地思索着。做下级的就怕遇到两个上级，因为一旦出现两个相反的指示，执行与不执行都会带来麻烦，何况这突然冒出的两个上级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他的垂直上级。卢德铭冲锋陷阵都不怕，可是在这件事上却犯难了。于是，他决定马上找指导员辛焕文，然后三人一起商议。
一会儿后，辛焕文来了。在昏黄的马灯下，卢德铭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的说了出来，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即听从开拔还是不听从，听从又应该听哪一方？
凑巧，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在这个团，他们还秘密建立了支部，由指导员辛焕文任书记。此时，辛焕文说话了，他说：“我们应该听党的。周逸群虽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但他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我们应该听他的。”
辛焕文拿着电报说：“看来，周逸群他们在南昌举行的暴动已经成功了，警卫团作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应该尽快赶往南昌。”辛焕文这么一说，卢德铭和韩浚才知道有一个南昌暴动的计划，看来党内的机密只有书记才知道。
（8）
辛焕文的话，让卢德铭和韩浚吃了定心丸。直到此时，卢德铭和韩浚才知道贺龙的暂编二十军远离南昌其实是去举行暴动，原来贺龙也跟了共产党，这是他们事前一直不知道的。
于是，三个人马上就去南昌的问题开始商量起来。经过具体的分析，最后决定：坐船经九江去南昌，对外宣传是去九江集结东征讨蒋。接着，又商量起具体步骤来。
原来，警卫团刚组建不久，共四个营，一至三营都是新兵，他们大都是来自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唯独第四营是张发奎的老底子。因此要摆脱张发奎，就得把第四营留下，否则要坏事。何况第四营的兵也不足，原计划从广东调来充实，但直到现在，广东的兵却迟迟未到。
根据眼下的形势，卢德铭建议把二十四师留守处在黄土坡的新兵营也带走，那还是共产党的一股力量。二十四师现已在南昌举行暴动了，新兵营如果不走会遭到张发奎的制裁。另外，还有一个不属于警卫团的宪兵营，它原是第二方面军留在武昌的宪兵营，但这个营是张发奎托卢德铭警卫团指挥的，这次也得把它带走。
因此，必须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三人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把原来第二营的营长李腾芳升为团副，李腾芳虽倾向革命但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这节骨眼上最好让党员直接带兵。三个营合编为两个营。原第一营营长宋文彬还在医院养伤，所以第一营营长由原第三营长余洒度接替；第二营营长由原营党代表钟文璋接替。至于那个新兵营，就叫它第三营，由现任新兵营营长陈皓来担任。
此外，还有一个宪兵营也需要带走，这是张发奎离开武昌时留下的，其指挥权归警卫团。
主意拿定，三个人就分头行动起来。辛焕文去找各个营长谈话，落实编制问题，同时叮嘱他们要保守秘密，只说这种编制是暂时的，是为了临时性的“打野外”；韩浚到参谋处查看地图，确定行军路线；卢德铭去找黄巨川安排四营留守武昌时宜，接着又叫辎重队长范树德去筹集船只。
大家整整忙活了一天，总算把事情办妥。直到黄昏，卢德铭才把全团官兵集合在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然后向大家说明总指挥张发奎已经来了命令，要全团移防九江去“东征讨蒋”，所以一切行动要听从团部指挥，对外就说去“打野外”。
所谓“打野外”，是当时流行的说法。用后来的话说，就是“野营训练”。
在警卫团刚出发不久，武昌的另一个码头也有军队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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