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的前身
这是一个关于生存和生活的故事，在生命濒临绝境的背景下发生。
故事发生于1986年的达拉斯，电技工人罗恩·伍德鲁夫（马修·麦康纳饰演）因意外事故而住院却被确诊为艾滋病晚期，并被告知生命仅余三十天，可是当时唯一合法的艾滋病治疗药物AZT副作用巨大，令他病情恶化。痛定思痛，为了延续生命，他开始千方百计地搜罗抗艾滋病药物和替代疗法的信息，甚至辗转于各国非法走私各种抗艾滋病病药物，不少病人找到了罗恩，希望他能找到替代AZT的其他药物与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在罗恩的女医生伊芙（詹妮弗·加纳饰演）和一个变性异装癖病友雷蒙（杰瑞德·莱托饰演）的协同下，罗恩成立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为俱乐部的会员提供更多替代AZT的药物和疗法。该俱乐部迅速受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推崇，会员人数和药物需求大幅增长，并引起了FDA和制药商对罗恩的关注。受着利益的驱使，药监局和制造商对其进行了多方阻挠和百般干扰。罗恩最终于1992年9月12日去世，从他被确诊只剩30天生命之日直至去世之时，他一共存活了7年多的时间。在这2557天中，他一直顽强地同病魔、FDA及制药商进行着不懈的抗争。而他的努力，也终于使得鸡尾酒疗法得以问世和推广，挽救了千千万万濒临绝境的生命。
哈姆雷特曾抛出过这样的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地，对于确诊“绝症”的伍德鲁夫来说，他也有着生命玩笑般抛给他的严肃抉择。自救还是他救？在医院中安宁地苟延残喘等待死亡，抑或是在赌尽全力自我救赎？在同样的都是未知的风险面前，是等着医院做药物实验？还是自己辗转寻药？他“在那路口久久伫立”，“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终究“选择了人际更少的一条”（引自《未选择的路》罗伯特·李·弗罗斯特 顾子欣译），在他所剩无几的生命里挥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作为影片的主人公，我们的罗恩·伍德鲁夫最后凭着不懈的努力，使得死亡对他的判决书由30天延续到了2557天。单从这数字的增幅上，很直观却又不止于量化地，我们也足以惊诧和感动于这种自我救赎所迸发来出的力量。
也许先驱者的开拓，一开始并不一定有着多么宏大的目标，或是多么特立独行的意愿，只是因为被命运逼迫而不得已为之，他们也曾怨天尤人过，也曾颓然沮丧过，却终于在进退维谷间选择将毁灭的权力交给自己，而非命运。而恰恰是这种毁灭的选择，囊括着无限新生的希望。这似乎有点像韩信的“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经选择，便义无反顾，无所畏惧。值得一提的是，这与所谓的“将生死由自己掌控”的轻生的行为绝不同流，尽管二者之中均含有毁灭的风险。但冒着死的危险去寻求生的希望，同冒着死的危险去剥夺生的希望，无疑是判若天渊的。一个，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是对生命的践踏，高下立见。
鸡尾酒疗法的问世，同人对生命的珍重和探索的勇气密不可分。而这种抗争，也正是人性在穷途末路的命运里闪烁着的最聚焦的所在。正因如此，罗恩·伍德鲁夫即使抗争得异常艰难却绝不妥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存在才如此特别而鲜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慕名而来，不顾药管局的明令禁止和百般阻挠，不断壮大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罗恩这个恐同性恋者和雷蒙这个变性异装癖能够一拍即合，从一开始的相看两厌发展出坚定的“革命友情”，惺惺相惜，甚至到后来罗恩会为了维护雷蒙狠揍出言不逊的T.J，雷蒙也会为了支援处于困窘中的罗恩而穿回男装向富豪父亲低头。
影片企图向我们传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探索，对人的个性的理解与尊重，对生
活的热忱与希冀。这也正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行动的潜在动力，也是各种转变和冲突发生的内在依据，而种种这些，无不蕴含于生活细节里，不论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传奇性，还是艾滋病和同性恋的话题性，均是因为其天衣无缝地融入了生活的细节中而显得愈发真切可感，引人深思。人声鼎沸的斗牛场，空阔殘破的矿场，昏暗糜乱的红灯区，拥挤混乱的小诊所，整洁宽敞的办公地，都为生活细节的呈现提供着细腻而又实景化的展台。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的人为了生存和兴趣而聚集，有的人出于自暴自弃而耽于享乐，有的人为了拯救生命而百般尝试，有的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欺人惑世，有的人良心未泯而天人交战。芸芸众生，百态尽揽无遗。
电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角色是如此鲜活，并不曾因为题材和主题的重大而显得疏离；当然，这也离不开优秀演员们的倾情演绎。我们看到的罗恩·伍德鲁夫，也并非英雄式的扁平人物，他也有着陋习和人性的小弱点。“谈同色变”的他一开始的出场并不光鲜：在马房同妓女滥交，抽烟吐痰骂脏话打架吸毒赌博无所不通，贿赂清洁工买ATZ,甚至在与病魔抗争中也不忘挖掘商机，干起了走私贩药的营生，几乎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州老混球。可就是这样的老混球，以小强一般的生命力完成了自救和救人的艰辛历程，硬气地起诉了沆瀣一气的制药厂和政府。很显然，他所有的这些瑕疵并不会遮蔽角色本身及影片的魅力。相反地，我们更能感受到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生命，活生生的生活。同样的，集齐了异装癖同性恋瘾君子艾滋病患者这么多标签的雷蒙，也并非完全位于灰色地带的扁平人物。他美丽（这并不是反讽而是实打实的夸赞），善良，有思想，有追求，讲义气，在妖娆的女装和风骚的动作下隐藏着的，是一个真正向往自由和热爱生命的灵魂。而当所有这一些特质，蕴于了饱满的情感中并以各种形式得到了抒发，自然而然地就将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这些边缘化人群的形象具体化了，从而增添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使得影片富于张力。
时长为两个小时的这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承载着许多生活的笑点与泪点。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本该固有的形态：笑中有泪，泪中含笑。生活，它有时，是鸡飞狗跳的，有时，又是静默不语的。警察发小调侃罗恩“你哪儿来的脑袋”既一语中的又令人忍俊不禁，罗恩为了走私药剂将自己鼓捣成日本医学研究人员，女医生伊芙愤然辞职后同罗恩饮酒相对，雷蒙死后罗恩与伊芙的痛心争吵，罗恩拄着吊瓶诡异却又坚定地闯入AZT宣传现场大骂“你们才是药贩子”，这些零零碎碎的场景，使得我们这些观众的情绪忽起忽伏，洒尽了热泪，也燃足了笑点。
满屏飞舞的蝴蝶，大概是“凤凰涅槃”的象征，是蕴含于毁灭因素后的新生，即向死而生。这是伍德鲁夫与其同伴不懈抗争后曙光乍现的前兆，也是他们一行人身临生命最后努力绽放的光泽。对于治疗艾滋病的探索进程来说，这（鸡尾酒疗法）是一种新生；对于染艾人群来说，这（新的希望）是一种新生；对于世人来说，这（对艾滋病的认识）是一种新生。类似地，罗恩妈妈画的向日葵也同样包含着生的寓意，它生长在逝者的悲伤和前路的迷茫中，既是时间的见证，又是希望的指引，宛若女医生伊芙的嫣然一笑。这样一些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镜头又穿插于现实中，与现实境遇相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使得影片在扎根于现实基础上而又不失理想色彩的提亮，愈发凸显出生存困境里的人文情怀。
“我只有一辈子，但我有时候想成为别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在为没能活的另一个人生去奋斗”，伍德鲁夫的这句感慨，我想，也不仅仅是对已逝的伙伴雷蒙的想念与追思，他可能更多地想表达对人生和生命本真的一种问询。它在拷问着，生之本质，人之价值。倘若上升到哲学层面，那就是在追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生命，是轰轰轰烈烈的好，还是平平淡淡的好？若是笃定了要去奋斗，是自由重要些，还是社会认同重要些？
影片的最后，伍德鲁夫如愿以偿地饮了冰啤酒，骑了红牛。这是否，也可视为那些边缘化人群对正常生活的祈愿终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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