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历史递嬗,中国的汉字方块是一纸不尽丘壑山水的大写意,犹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韵味。巧妙地将“茶”字拆开,恰是人在草木间,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谓别有洞天。自古文人墨客对香茗情有独钟,而粗布短褐则对粗茶抱陶陶然之乐;阳春白雪或高深几许,下里巴人或通俗几分,不过是同一种艺术的不同存在形式罢了。飞入芦花知翠微,布衣粗茶为哪般?
“茶”由“荼”生,历史演变过程中既带着其传奇性色彩,又载着客观性真实,可谓“虚实相生”的中华艺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真正的茶道,总是发乎自然,出乎自然,是禅意,也是天籁。对布衣而言,或许茶就是茶,不加修饰的粗糙恰可天然地沉淀了内心的浮躁,“茶余饭后”有个谈资便可津津乐道,融融其乐。“茶”在寻常百姓人家,更多的是生活,而艺术是层层包裹的内核。
唐代陆羽《茶经》称“茶之饮,发乎神农”,且据茶史考证,最早利用茶的是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氏是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传说他牛头人身,勤劳勇敢,长大以后被推为部落首领,因偶见鸟儿衔种,由此发明五谷农业,故称神农。上古神话富裕神农崇高的神性,也给“茶”披上传奇性色彩的面纱。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根植中国上下五六千年,一说“神农为民采药治病,天神念其年迈心善,赐其玉叶以济众生”,这“玉叶”便是今日人皆称之茶的树叶。足可瞥见“茶”的灵性其实也与鬼神迷信之说有挂钩。
曾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还是五年级的小学生,母亲同事的女儿带我出行,外面骄阳似火,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让人眩晕。那天我毫无节制地喝了不少冷饮,最初基本没有明显异常的反应,回到家后开始上吐下泻,折腾得我食欲不振,体虚乏力。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果,连外祖母都拿出传统的老法子:剥掉一颗水煮蛋的外壳,把一枚几十年的铂银戒指卡在里面,再用方形的条纹手帕裹起来,在我的肚子上揉来揉去,一边念叨着“般若波罗蜜多”的佛经。
自然,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当揉鸡蛋、插筷子等套路用尽后,母亲四处打听就又急匆匆地开摩托车载我去一个村子——“马家地”,找到了一个头梳麻花辫的老婆婆,走进小小的香火堂,她便闭上眼睛,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像梦呓一般到讲着我的生平,在当时的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最后,老婆婆给我的却是一小包茶叶,嘱咐着让我回去用茶叶供奉神灵三日后方可泡茶,服后病定自愈。几天后我基本恢复正常,但我瞒着母亲并没有喝这包茶叶泡的茶。至今想来,茶叶秉承的“灵性”其实也与旧封建迷信社会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关联。
然而“茶”也是现实生活的载体。我家处在偏远的农村,山林面积很广,自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茶山、竹山资源的分配。每年4、5月,咱家就会拎着农具上山采茶,这个季节的茶称“春茶”,待茶叶采满箩筐时我们便会下山,沿路常常会采一些野味,其乐无穷。
到家里,就把满筐的茶叶倒在竹编圆箩上,大家一起把杂质、老叶拣出来,然后祖父就会去老柴房取柴到简陋的作茶坊里生火烧柴,祖母就开始戴上厚厚的麻料手套去翻焙茶叶,翻焙许久后还得经过人工揉茶的处理,感觉就像揉一个“大汤圆”似的,热乎乎的,手里总留着清醇怡人的茶香,如此反复若干次后,茶叶就由原来的鲜嫩之态变成乌黑质脆的干品了。整个过程不仅仅有劳动汗水,还有智慧的结晶。我家的茶叶虽然着实不能算是精品,但在粗茶中却不失其天然的纯朴。
茶叶,在我的家乡,是平淡生活的外化。就像过日子的“过”,是寸加足,一寸一寸地挪,所谓高瞻远瞩里布衣太远,但再朴素不过的茶,却是我们平凡生活中最近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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