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四岁的时候离开大别山，来到城里。那时。我母亲一家都在生产军用设备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母亲是一名检验员。后来听老人说，以前这种工厂都只能开在山里，我们本来也应该一辈子在山里生活，托改革开放的福，我们举家搬进了城里。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昏昏欲睡的我基本上是被我妈抱进的大巴，我偶尔睁开眼就是因为听到叮叮咣咣的那些有了岁月的，挨家挨户好像都有的，某种红白花纹铁盆颠簸的声音。
这一夜的叮叮咣咣以后，我就记不得怎么住进了现在唯一有的家，我们在一个大院里，门口写着机械厂宿舍，西边有一个澡堂，再西边，也挨着另一个厂员工大院，对面呢，应该是军校宿舍吧，早晚都有士兵整齐的叫喊，离远就可以看到他们高高的红色围墙，每每到了季节墙内的桑树会伸出桑果来，想想办法是可以弄满一个杯子的。那里没有门，看不到里面，也没有人管我们折腾属于那边的果实。
值得一提的是，想到围墙下除了过马路，还要穿过一片没人管的草地，那儿可真好，我在那搞定整个小学自然课需要的作业。记得有一次我把用完的色拉油桶洗干净，里面倒进一层泥土，铺满草和花瓣，再戳几个洞。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蹲到了两只活的白色菜蝶，我用手指轻轻地捏着它们的翅膀，小心翼翼伸进油桶，松手，旋上红盖子，就这样，我拥有了它们，我隔着透明的壳儿看着它们在里面飞，飞飞停停，飞飞停停，然后就永远的停了下来。
院子的东边，是更大的一片土地，并没有种庄稼，记忆里都是枯草地，深了去了，还有芦苇，比人还高。我经常在那儿玩的时候还是一二年级，每个周末班级里的小女生都会来我们这找我玩，坦率的说那时候应该是我人生中女人缘最好的一段时光，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成绩数一数二，还喜欢在课上搞笑。
至于玩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带着她们偷人家一楼晒的红薯，胆子大的捧上一怀，就跑出院子到东边，到远远的地里挖个坑，开始烤红薯，一般我负责烤，她们有的不断填小树枝和干草，有的就去放带来的风筝。
母亲是嘱咐不可以出院子的，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自行车棚找个角落，捡上几块砖，找柴生火，把红薯往里一扔，再拿个长树枝把红薯来回滚动。
自行车棚很长，从1到12栋楼的西侧全是自行车棚。我们家住在前面，离大门很近。院子里还有一个幼儿园，一个卫生所，一个公厕，一个理发店，一个小花园，一个班车停车场以及四个小卖铺。
那个小花园啊，说是都是这么说，其实一朵花都很难被发现，那是被一堆矮植物围起来的草地，是我们踢球的地方，不过它正中间有一颗松树，就是现实版的“困”字。这颗松树也不知是哪个缺心眼的设计师规划的，扎坏了无数个足球。
院子里结构就是这样，由于大部分小孩都不给出院子，我们放了学写完作业吃完饭，就在楼下停车场集合玩游戏。有摸电门，电报这样的小游戏。我告诉你们，也有大家都爱玩的大型游戏，整个院子范围内的警察抓小偷。你想吧，十二栋楼，一般三四个警察，七八个小偷。小偷被抓到，为了游戏早点重开，就当起了警察。尽管如此，这类游戏一般都是一个晚上一局。
在记忆里，我从没有被抓过。最近的一次，警察离我只有二十公分，都没有发现我。那时候很多家的门都是两道，木门外面是铁门，一般人铁门是不锁的方便进出，我很瘦，我就躲进铁门与木门的夹缝里，而且这个人家我还不认识。我就这样秉着呼吸，看着警察快速的爬楼，下楼。他走之后，我就出来，坐在楼梯上，想想也真没意思。
不过从某一个晚上开始，游戏规定玩家不许进入楼道，与我无关，原因是有一个小孩玩着玩着回家了，等他再出现在我们面前，已经洗完澡，脖子后面还满是痱子粉。
我回家都是天很黑了，我妈在阳台狮吼功，传到院中的小卖铺，来往小卖铺的小朋友代带话给我。知道我妈喊我了我就很紧张，跑回家妥妥一身臭汗。“你看看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讲好八点半回家的”。哈哈，打骂是没用的，第二天晚上还是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我们，这种游戏可根本玩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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