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国家，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身边有一些朋友，提起日本，第一反应就是，我绝对不会去的，我恨这个国家。但去过日本的朋友，对日本几乎都是赞不绝口，美食美器、匠人精神、公民素质、垃圾分类，当然，还有最出名的马桶盖。
与日本的缘分从今年开始，先是4月份，跟我的美术老师也是闺蜜张莹一起去旅游，初次接触，让我印象最深的，果然是马桶盖。回国之后，我跟张莹说：“也曾去过不少国家，但去过日本之后，让我觉得全世界的厕所都不够干净。”
7月份我又亲身参与了一次日本的自然学校夏令营，在夏令营运营团队中，接触了一些日方的工作人员，更加深度地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文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去之前，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工作和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我特地认真读了《菊与刀》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创作背景和学术影响
这本书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研究报告，当时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当局制定二战后的对日政策。1946年，报告被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截止1996年统计，此书的日译本重印逾百次，印数超过230万册，平均每40多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册。有趣的是，因为战时的特殊性，鲁思并没有办法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她的研究来自于文献资料和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但仍不妨碍这本书成为一本重要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
“菊与刀”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书作者又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深刻写照吧。
图片说明：日本皇室家徽
日本文化真的是从中国引进的吗？
日本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日本在7世纪时官方从中国全盘引进佛教，天皇甚至仿照中国的京城洛阳建造了奈良城。但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在根源上仍有不同。
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与氏族的形成和宗教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姓氏，中国历来认为同姓同宗，同一姓氏的人多少在根源上都有血缘关系。而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可以使用姓氏，他们并没有同姓同宗的这个概念。
其次是宗教，日本早期广泛的民间宗教是神道教，在今天的京都和奈良，仍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神社，但日本却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只有参拜神社的礼仪。
图片：奈良东大寺
再者，封建社会的中国总是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身就是神圣。
作者还提到，日本人（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对于那种前世功德、今生受报的轮回观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数基督教者外，他们不承认死后报应及天堂地狱之说。这些都是与中国文化很不同的地方。
义理很难理解，也最难承受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报答义理，就像尽义务一样，但是又与义务不同，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义理相当的词，它是日本特有的，日文原音为“Giri”。虽然“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规范。但义理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这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义理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行为动机、名誉以及在本国遇到的各种麻烦时，都要经常说到义理。
日本人的义务及其对应的义务一览表
日本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日本有典型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的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恶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在鲁思看来，羞耻感来自别人的批评，羞耻感的产生要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罪恶感则不是这样，即使恶行未被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听到导游讲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地方官员，还有一个月卸任退休，但管辖的范围内出了一个事故，虽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自杀谢罪，以求解脱。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像罪恶感可以通过坦白忏悔得到解脱，而且因为对于“义理”的高度重视，似乎自杀才是解脱的唯一途径。比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引咎剖腹自杀，似乎也是与根源上的“耻感文化”和“义理”有关。
“各得其所，各安其份”的等级制
日本人对于秩序、等级的信赖，与西方人对于自由平等的信仰就如同南北两极一样。这样的等级制度和规则，体现在日本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比如鞠躬的方式就有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的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从孩子时代在家就要学习这些。
道德的困境
由于日本人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
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颗精致的盆栽小树，在一种微妙的安全感中长大，一切都要按既定规矩行事。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需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图片：精致的金阁寺
但日本的这个到的标准无法顺利输出，一些求学或经商到美国的日本人，甚至会痛感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周到的教育是个“失败”。一旦接受了西方那种松散的个人主义行为规则，就无法想象自己再成为一颗“盆栽的小树”。这就是日本人尴尬的道德困境。
日本学者对于这本书的评论
有些学者对此书的评价很高，以川岛武宜为代表，认为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尤其是对于等级制、“恩和义理”章节的描述，是“敏锐的分析”。
但也有一些学者，比如和什哲郎，认为这本书不能很好地概括现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也许界定为特定时期“日本军人的思考方式”更为合适。和什还提出，此书反复强调日本人对于阶层制的信赖，说日本人“在阶层制中安于自己适当的位置”，这种观念“已是遥远的过去”。
总体来说，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评论者对此书评价很高，从哲学、历史学角度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疑惑。
个人的一些思考
在日本短短的旅行和工作期间，我也有留心观察日本人的工作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规则的遵守的确是非常细致的，有几件小事，比如在营地期间，不仅所有的物品摆放都有严格的要求，垃圾要精细分类。连垃圾袋也要自己准备，如果同时有几组人员在使用厨房时，不可以把垃圾丢在别人的垃圾袋里。
图片：日本自然学校工作人员办公室一角
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要求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这个环境下的规则，换言之，你要处于一种“被迫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状态。和同去日本的朋友讨论，觉得日本人这样的行为方式，的确会让环境非常整洁，让到访者感到舒适，但有时又不免觉得，每个人都像是花园里的一颗精致的盆栽，不知道日本人长年累月，会不会感到有些透不过气呢？
图片：日本自然学校厨房整洁有序
有趣的后续故事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知道了小泉八云这个名字，他被赞誉为“欧洲人里面第一精通日本的人”，原籍英国，1869年加入日本籍，研究日本直至终老。而今年8月份我到英国组织夏令营，期间访问了Breaky Bottom 酒庄，酒庄的主人Peter Hall给我们讲了三瓶酒的故事，其中一瓶就是以小泉八云命名的，当我说：“我知道这个人！”Peter 非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小泉八云是我的曾叔父！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我还把书中专门介绍小泉八云的那一页拍照给他看，在场的人都觉得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缘分。
图片：书中提到的日本籍欧洲学者小泉八云
图片：小泉八云的后裔，英国小镇酒庄主人Peter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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