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风流倜傥，文采斐然。这一点人所共知。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在外面是大师，在家里恐怕就是一个活宝。不说不知道，一说真要让人眼镜跌破了。他们在家中的任性和耍宝，还居然都能得到老婆的纵容，而且还肆无忌惮，这就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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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他们都在耍的什么宝，卖的什么萌。

先看看林语堂和廖翠凤。林语堂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是穷小子一个，而廖翠凤家里却是当地巨贾。廖翠凤慕其出众才情，不顾家中反对，认定了林语堂。婚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两人一直夫唱妇随，相随相伴。

在家中，林语堂有时候调皮起来，就会藏起自己的烟斗，然后像孩子喊妈妈一样喊妻子：“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一边说，一边满屋找。林语堂呢，在一旁默默地燃起烟斗，笃悠悠地看着老婆忙前忙后找。

这一幕老婆看到后，倒也不生气——摊上这么个孩子气的主，有什么办法呢？

——是没办法，因为林语堂的这种孩子气，只会在家里老婆面前流露，而到了外面，谁也看不出。所以，能看到他童趣的人，只有他老婆了。

再比如，钱钟书。他留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个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如此。只是有一样，我们还不太了解：钱钟书还是一位护猫使者。

钱钟书和杨绛住在清华的时候，隔壁邻居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家。那时候，钱钟书家养了一只小猫，林徽因也养了一只，但大一点。猫战常有，小猫力有不逮，常被欺负。钱钟书爱猫心切，不忍小猫咪受欺负，于是备长竹竿一根，置于门口。冬天不管多冷，一听小猫叫唤，便急忙从热被窝出，持竿前去，奋力护猫。

杨绛总劝他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这话可是钱钟书自己说过的，杨绛用他自己的话来提示他不要伤了两家和气。但他却顾不上了，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坦然得可爱。所以每次碰到一些人情世故上的问题，都是杨绛出面处理。

但上面这两位的耍宝级别和张伯驹相比，还是稍逊了一等。

张伯驹痴迷收藏，他为了买一幅国宝《游春图》，先卖掉宅子凑齐黄金220两，但卖主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另外追加20两。张伯驹回到家中与夫人潘素商量，“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但问题是，这时张家经济远不如以前了。手头颇紧，所以潘素没答应。

张伯驹就直接躺地下了，整个一副小孩耍赖跟妈妈要糖吃的样子。潘素哭笑不得，百般哄劝，他就是不起来。最后潘素好不容易松口答应。张伯驹一听，翻身起来，拍拍身上泥土，回屋睡觉去了。

这三位都是国学大师级的人物，称其为泰斗一点也不为过。只是，我们旁人看他们是泰斗，而他们在家里老婆跟前，却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孩子。这种形象，似乎一点儿都不符合他们的IP人设。但这些却又是自然而然、出自本心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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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么任性却还能得到老婆的无限纵容，其背后的逻辑，却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三点。

第一，源自内心的彼此理解。

林语堂的求学之路，从中国到美国到德国，廖翠凤一路跟随，对他的脾性，再熟悉不过。林语堂对西方那套繁琐的着装礼仪，统统不喜欢。廖翠凤却很注重，每次出门，要把林语堂打扮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

而在家里，她就会放纵着他耍一些小孩的脾性，这也是他本性的释放，她不仅不烦，还以温情容纳了林语堂所有的放肆与不安分。有了温情的理解，就没了批评，却平添了几分生活的趣味。

第二，充满温情的互相成全。

钱钟书和杨绛在英国时，同在牛津大学学习。 两人租住了一名爱尔兰人的房子。搬到新居的第一天早上，杨绛因搬家极度劳累，没有早醒，向来“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大显身手，亲自做好有黄油、果酱、蜂蜜的“西式”早餐，用小餐桌直接端到杨绛的床前。蜜味的早餐伴着蜜样的情意，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杨绛满心幸福。

1942年春，钱钟书被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教授，一家人终于能生活在了一起。在这苦难的岁月里，杨绛笔耕不辍，写出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话剧双璧。就在杨绛的话剧创作如日中天之时，为了满足钱锺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杨绛甘愿放下一切，作钱锺书的“灶下婢”。

第三，三观一致后的共同追求。

收藏古董，真要像像张伯驹那样的话，一般人家既吃不消，更谈不上支持了。而潘素对他的支持，则源于他们对诗词书画的共好。潘素自己就是一个书画大家。两人追求一致，价值观统一，彼此心中自然更会想方设法互相支持。

一致的情怀使得他们的选择更能同频共振。所以对于书画收藏，他们早已超越了一般单纯欣赏的境界。当年张伯驹耗尽家产，收藏国宝级书画，不使流至国外。却在1956年，却把他耗费巨资收藏的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给了故宫。他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的境界，只有潘素懂，所以才会对他如此放纵。否则，无论是当年倾家荡产买《游春图》，还是后来大方捐献顶级珍品，换了哪个女人做他的老婆，恐怕都是无法接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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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民国才子的美好婚姻，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启示。我们终于知道，原来任性美好的婚姻，大多具有这三个特征。

第一，两人都愿意为对方倾力付出，并且能够妥善处理好共同生活中的各类事情。

张伯驹与潘素婚后，他请来了各路名师朋友，来教她学习山水画、古文。潘素大有长进，夫妇二人一人作画，一人填词，珠联璧合。

一九四一年，汪精卫手下挟持了张伯驹，限期以重金三百万去赎，潘素昼夜不安，但终不肯变卖国宝，因为她知道那也是张伯驹的命。她日夜奔波，求亲告友，到处借贷，后以四十根金条救出伯驹。潘素的临危不乱和不离不弃，让张伯驹十分感动，刮目相看。

第二，两人能毫无压力地相处，肆无忌惮地享受彼此的交流。

杨绛引用一位英国传记作家的话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她还说：“作为钟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钱钟书写《围城》时，每写完一章，杨绛便忍不住立刻拿来读，读完又催着他赶紧写。所谓神仙眷侣，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夫妻了。

第三，两人都具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智若愚，以及胸中自有丘壑的从容淡定。

幸福的人，都会将明白，在婚姻内，妥协不是认输，而是认清生活本质后的智慧和豁达；原谅也不是懦弱，而是读懂生活内涵后的勇敢和慈悲。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高照。这天是林语堂和廖翠凤相濡以沫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林语堂把一枚金质胸针献给了廖翠凤，上铸“金玉缘”三字。

林语堂还给翠凤买了一只手镯，手镯上刻了一首詹姆斯·惠特孔·莱里艾利写的著名诗歌《老情人》：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廖翠凤读来，唏嘘泪流。磕磕碰碰五十年，她何尝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林语堂最初的爱。可是那又如何？相守半个世纪，他们早已紧紧依恋，难分彼此，水乳交融。

醒来明月，醉后清风，那种从容淡定的背后，却往往是两个人的智慧和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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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背后，是两人水乳交融般的高度磨合。

高度磨合后的沟通相处，语言是表层，灵魂是内在。

说什么话不太重要，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此生形影不离，早已不是因为有多少要紧的话要说，而是纯粹因为，相濡以沫，生死相依，你已经成了对方离不开的空气。

两个相爱的灵魂一生都是独立的，他们独立地为对方牵挂，独立地为对方分忧，最终终于学会了独立地相爱。

独立地相爱到最后，便成了再难分开的联合体。

是不是很奇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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