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第一次踏出我们县城的那年我刚19岁，我去了大上海，上一次去是14年前那时我才5岁，残存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奶奶说我在上海时见过她，但我却毫无印象。
我脑海里有依稀的几个片段在往后的时光里偶尔泛起都显得不甚真实，比如我见到街上有人从活蛇肚里取出蛇胆放在勺中加点盐一口吞下；比如我看到亲戚很喜欢吃那种细如蚯蚓般的黄鳝；比如我见过大早有人拎着痰盂将粪便倒在公厕的池里，空气中弥漫出一股屎尿气；比如我听到窄巷里传来轰鸣的响声，哐当哐当的像是自带节奏的打铁声。
这些场面不止一次从记忆的海洋里泛起我却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就连我爷爷带我一起的场面直到我看到照片的证明我才能确信，否则我会怀疑去上海这事都是一种想象，因为记忆中泛起的这几个场面我都没看到爷爷的身影，我总觉得有双手牵着我，穿过白天和夜晚，走过街道和窄巷，所见之人的面孔都如雾一般看不清楚，就像迷离的影子从眼前出现却又飞驰而过。
我对城市的第一次具体感受是我们的县城，在这之前我关于城市的所有想象都来源于电视和书本，我们的小镇在我18岁之前已经是我能见到最发达的地方，我初高中的6年时间长时间都羡慕镇上出生的同学，羡慕的点具体来说如今看来过于简单：比如有的同学家里是面包店，有的家里卖衣服，有的家里是百货店。而我从家里到镇上的8里路其中有段很长一段时间雨天还是泥泞的土路，有时早上行色匆匆的赶往学校到了班里雨鞋上依旧挂着残存的泥巴，镇上的同学却一直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这种深沉的自卑感如老鼠一般噬啮着我弱小胆怯的心灵。
在县城的那一年我们被封闭在一个只有4个班级的地方，这个地方那时是县城的最西边，县城的广阔让我的自卑感加剧到更深，同学很多来自县城和省会，对比小镇又要发达很多倍，他们很多人已经拿着手机，周末家长开车来接送。我每次需要走一段路乘坐3路车到距我家还有6里路的乡上，然后步行回家，我穿过大片的田地，见到了四季，秋天是开始，夏季是结束；从稻子黄了开始，我见到沉甸甸的稻穗被人收割，收割机还未普及，见到有人牵牛将稻田耕过，撒上小麦的种子和栽种上油菜，见到很多人分不清是韭菜还是小麦的绿油油的麦苗和遍野通黄的油菜花，见到油菜花落后菜籽的慢慢成熟，麦穗一点点由青变黄，在6月份农民们戴着草帽用镰刀收割完，耕完地引上水撒上肥料，开始新一轮的秧苗栽种，我在县城的一年也已结束，我度过了18岁的后半年和19岁的上半年。
县城的轮廓在一次次的公交车里体验，比小镇繁华比小镇热闹比小镇更大，高楼也比小镇要高很多，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让我行走我觉得我会迷失在县城的街道中。直到6月以后我从县城的一所学校走到县城的另一所学校，我用脚步丈量了两所学校的距离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只是因为我要去见一个同学，我们仿佛解放了一样在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打了通宵的扑克，我们各自的脸上涂满了用笔画上的图案用水洗了很久才洗干净，然后第二天我们一宿没睡各自告别轻飘飘的回了自己的家，然后坠入无尽的梦里，仿佛补完一年都没睡好的觉。蝉的叫声证明天气炎热了起来，我的脑袋里除了空白和解脱和迷茫无措外一无所有。
剩下的时间我仿佛都在等待，繁忙的农活似乎与我无关，在等待的时光里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幻影，我期待在幻影里找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结果的到来是近一个月后，只是它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幻影里的结果，它是真实的结果。实际上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当我自己预估结果时就已经知道这真实的结果，只是我还怀抱着期待，希望预估的结果还有改变的可能，只有改变的可能才可能达成梦寐以求的结果，但现实来的狠厉如冬天的寒风，将乡村的绿色杀的片甲不留只剩灰黑色的天空和大地，只有白雪到来才能涂抹一点亮色。
直到坐在高速的大巴上时我才发现我已经走出很远，我手中提着一桶糠里装着鸡蛋，几只鸡在袋中放在了大巴的储物箱，我很担心到了地方它们会不会死去。我反复看我放在口袋中的纸片，纸上记着亲戚家的地址和电话。
大巴将我停留在高速下去的匝道上，我提着鸡和鸡蛋缓慢的从匝道上面往下走去，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笼罩住我，我看几只鸡也颓丧着脑袋但还活着，装它们的袋子被拉了不少屎泛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我走到街道中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打了电话给我的亲戚，他让我打个出租车过去。
出租车司机一口地道的方言我一句听不懂，我用普通话和他说了我要去的地址，他嫌弃般的把我的鸡放入了车子的后备厢，随后我聚精会神的望着窗外的街道，交错的立交桥从头顶闪过，车子的晃动让我头昏脑涨，但我不敢闭眼休息，我怕一醒来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
到了地点我在楼下又打了电话，或许没打是亲戚在楼下等我，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的场面，我随他进入他的家，他的家不是我想象中城市的家，楼道陈旧房子逼仄狭窄是我最初的印象，晚饭时亲戚打电话给我家人说我已经安全到达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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