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二）

上一篇文章的结论是：立法者设置诉讼时效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减轻司法负担。

但是立法者所采取的方式较为麻烦，是赋予义务人抗辩的权利，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时候，义务人有权拒绝履行义务，而不是直接取消权利人的权利。

对比两种方法，可以得知后者较为简单，直接让权利人无法主张权利。前者较为麻烦，当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还要主张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权利。这是否是立法上的不明智呢？

其实不是，这个设置，恰巧体现了立法者的明智。如果要认可立法者的明智，需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法律是对整个社会运行的解释，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上层建筑，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的根本原则是公平。

诉讼时效制度的提出，是为了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减轻司法负担，保护新出现的法律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以债权为例，债务人甲在四年前向债权人乙借了十万元的现金，现在乙急需用钱，跑到甲家中，向甲讨债。甲见到是乙，听到乙资金紧缺，毫不犹豫地就把十万元打给乙，还清了债务，两人的十万元债务关系消灭。

事后，有人告诉甲：“你这十万元本来是不用还的，因为乙怠于行使权利经过三年，你获得了抗辩权，即使乙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他的请求的。”

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先，当初乙借我钱，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如今他缺钱，我不能不还。其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关系到我的声誉，如果不还，对我的名声影响会很大，今后朋友们就不敢随意借我钱了。”

于是，甲履行债务的行为，产生了一个法律效果，即甲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在这里，正是因为立法者采取了诉讼时效制度而不是直接取消赋予乙的债权。首先，法律没有资格直接取消当事人的权利，其次，如果直接取消债权人乙的权利，那么甲给付十万元债务的行为，在在整个法律体系内就难以解释，甚至为了让这个行为符合法律规则，不得不额外增加多种解释。

其中最有可能的是乙对甲收受十万元的行为被解释为“不当得利。”甲在这之后享有请求乙返还的权利

或者用赠与合同解释，那么就需要找到能表明甲当时有“赠与”意思表示的证据。

不管采用合种解释，都会额外创设多种没有必要的法律关系，不仅破坏法律运行的规范性，还会浪费司法资源。

总之，如果直接取消当事人乙的权利，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法律取消了权利人的权利，那么与之对应的债务人的义务也被取消了，义务人就能以此为由，拒绝还钱。权利人面临这种情况，将没有救济权利的途径，他就只剩下最原始的救济方法：“暴力救济”。

原本应该提供救济手段的法律却没有给当事人提供救济，他们将不会再认可法律的效果，这就损害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再遵守法律，让其他法条，成为空文。

总之，诉讼时效制度的提出，是比“直接取消当事人权利”这一行为更为明智的做法，对各种法律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