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竹
与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相呼应的是，华中科技大学18名学业不合格的学生“本转专”的消息，两者并行，被媒体解读为高等教育将开始“增负”的信号。从通知精神到具体落实，可谓一锤定音。在高校和社会上的反响如一块石头，落在平静的湖面，溅起一波不小的涟漪。叫好声音居多，且占主流，体现社会对大学的期待和大学对自己高品质办学的追求。这一取消“清考”的政策，确有新时代高校新面貌的感觉，值得期待。
对于我个人的课程学习而言，取消“清考”并不算多么喜人的消息，毕竟本人还没堕落到担忧挂科的地步。但是，仔细推想一下，又绝不是媒体所下的“增负”之结论那么简单，而且，与之相关联的大学教育改革措施，却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
取消“清考”以文件的形式正式发布是近段时间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不少严谨负责的高校教师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一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教授“果断”地让其班上三十四位修习思想政治的学生挂科，此举引来不少的争议。这正是我想对取消“清考”政策提出的疑问。
在基础教育阶段，有一个强悍的升学考试作为指挥棒，通过选拔优秀和淘汰落后的方式，使中小学的学业负担，无论是从所学内容的数量上还是难度上，都会节节攀升，你想“减负”都难。说明了提高考试的难度和要求，加上奖优汰劣的机制，绝对可以使“增负”立竿见影。但是，高等教育呢？真的可以，或者可能这么简单粗暴吗？一方面，简单地以“考”促“学”，对“学”会有一定的促动，但是，它不是我们期待的学的健康良好状态；另一方面，高校学子，不乏优秀人才，他们的学习和发展，还要以“倒逼”和“淘汰”为主要手段，显然，也不尽合理。
在我看来，高等学校，作为培养未来知识和学术精英的地方，它应当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这种软实力就集中体现在它对学生学习的人文环境创造上，能够为求知者提供一个自主选择的空间。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在这四年中围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充分地学习、阅读、思考和研究；也在通识教育中扩大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视野。这一环境所体现的大学之大，是视野之大，涵养之大，包容之大。这是中小学基础教育难以具备的。基础教育受制于中高考指挥棒，不敢忽视任何一门学科，必须“平均用力”分分计较才显优秀，固有 “偏科”的说法；而高等教育则不同，学生在广阔思想视野中所表现的“特长”才更具有说服力。当年胡适先生所说的“不会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他的前提是对爱学习有理想的学生说的，对他们强调“自主选择”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关注兴趣特长，强调自主选择的说法，岂不是“做减法”的思维吗？这和取消“清考”提高学业考试标准的“做加法”的举措不是矛盾吗？
其实，我们忽视了另外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好政策，那就是：取消“水课”。取消“水课”不就是在“做减法”吗？它和取消“清考”一减一加，彼此呼应契合，才能保证以“抓好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为目标的好政策真正实施好，达到目的，见到成效。首先，把那些学术含量低却浪费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水课”砍掉，留下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高水准的课程；然后再进行高标准、严要求，围绕质量提升大胆地“做加法”就顺理成章了。
到这里，我们认识到，这一政策，并非如舆论界炒作的那样，“做加法”压牢那些不好好学习的学生，而是追求有质量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但是还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二是“水课”和好课的标准谁来定。
关于自主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完善现有的课程结构和体系，是最简洁有效的办法。除了打牢专业知识基础的三四门专业主干课程和关乎现代公民基本素质与核心价值观的两三门课程以及必要的通识课程之外，其他大部分课程都应被纳入学生自主选择的范围之内。丰富选修课程的“菜单”，让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这样的课程学习中得到较充分地舒展；同时又丰富了专业课学习的专业情感，从中获取更多的创造创新的灵感。至于“水课”的标准，我认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上什么，即内容；二为怎么上和上得怎么样，即上课的水平。前者应由学校的学术机构把关；后者的评价，学校和学生共同参与则会更为客观。
看来，大学教育的发展，远远不是取消“清考”那么简单。
不过，从取消“清考”而引发的舆论热议来看，全社会对大学教育是充满关心和期待的，而且很迫切。这正是大学教育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当然，社会可能会炒热某一个“点”，但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及其相应的举措则是一个“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取消“清考”和取消“水课”的统一，课程结构与自主选择的贯通，教学水平与评价标准的一致等等，都说明系统思考和落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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