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位无名刺客本可以成功刺秦，最终选择不杀。影片将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另三位意欲刺秦的绝世高手残剑飞雪长空如何助无名接近秦王的穿插上，以无名与秦王各自的视角复述三个版本虚虚实实的背景故事。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无名刺秦的决心发生了转变。叙事方式以简易、并不喧闹的罗生门式，发生在空阒的大殿之上秦王与无名两人娴静的谈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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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是个武侠迷，我一直没有条件没有时间去拍这样的电影，正好现在打算拍了，所以我在三年以前就开始写剧本，改了很多武侠小说，发现不理想，后来我们就决定自己写。现在这个故事是我们自己写的。”
——张艺谋 《英雄》纪录片
《英雄》是一部概念电影。
张艺谋说，拍武侠片是每个中国男导演心里的一种情怀，这也是他的一个夙愿。筹备《英雄》之前，在尝试改编过诸多小说之后，张团队最终选择重新起笔为影片写一个新故事。也许与传统武侠片根本的不同在于，对于《英雄》这部电影的构想，张艺谋把【理念】放在了一切【故事】的前面。“理想”，“信仰”等词不断被提及，被强调，这是一位不愿意执着于私人恩怨情仇而想塑造更大格局的武侠导演。主角都是无人能敌的绝世高手，较量早已不限于武功，而是各种层次上不可名状的大哲学辩论。个人的结局有好有坏，留给后世的却难说，一山自比一山高。
抛了一个“英雄”的概念出来，荆轲刺秦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样貌就被导演给玩变了，变成了一道开放性答题。编剧说，这个故事可以置于中国历史的任何朝代任何背景，选择秦帝国只是由于噱头足，能吸引欧美市场，秦人尚黑，拍出来也好看。也就是说，人物的出身背景，故事的历史背景，这些故事赖以维生的关键要素，都并非是首要的，当然，它们对厘清作品表达是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电影并不是想讲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武侠寓言。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纠缠，没有吸引人注目的巧妙冲突事件，而是明确的人物定位——选择——结局，几条明晰的，彼此交叉牵引的概念线，娓娓道来，不急不慢，充满力量和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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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能看到符号学在电影里找到用武之地，用纯颜色服饰去标注人物，纯颜色画幕滤镜区分叙述场景。无名所述第一个版本的红色伪故事，男欢女爱，战争血腥，赵国人的忠烈都能找到解释；秦王所猜第二个蓝色的版本，很符合他心中忧郁理性，处心积虑谋划的刺客形象；回忆中在无名之前，残剑飞雪曾杀进过王宫，悟道的残剑放过了秦王，绿色代表生机。
而白色，光的颜色，是所有颜色的集合。将光谱中三原色红蓝绿融合，也就是将前三个版本故事的虚虚实实拼在一块儿，可以得到白色的故事。“把人想得太简单了”，秦王与无名每讲完各自的故事后都会得到对方提点这一句。白色出现在最后一个版本里，这个版本是最真实的。真实的故事里，人性是最复杂不可立判的。残剑不再跟爱人同心同意，认为他们理所当然站在正义的一方，飞雪和无名刺杀秦王是为了心里过不去的仇恨，换位他们自己的角度，仇恨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天下人来说，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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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辩论也完全是东方式的，不似西方的哲学雄辩。大音希声，无名与秦王所讲故事，人物台词都集尽精简，少言寡语，犀利十足，极富暗示性，仿佛人只有在面对选择或是做了什么的时候才会开口，至于感情，交给毫不掩饰的表情，交给说来就来的武打，交给五光十色的景。张一直强调的一种“礼仪感”，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都在完成人物对理想的祭祀。对侠客的道，无名可以以生命献祭。其实取景敦煌荒漠，取景九寨沟等大场景并非只是商业片因素的考量，而也是一种抒情的方式，东方意境最讲究的是情景交融，景为情的外化，并非是所谓“空洞”一词，反而在客观的意象里，虚无的情绪被实体化了，直白描绘人的心境，但并非是以引起观众共鸣的方式。
重写意的《英雄》，甚至连故事中——无名是在哪一个瞬间决定放弃刺杀——这一核心动机转变的原因，影片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只诉求于主人公不被人察觉的内心自省，并非迫于外力。或者说，为什么转变了，这个问题，导演丢了“天下”两个字，给观众去思考。有意思的是，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根本不是好莱坞式的，也不是商业片式的，因为西方的戏剧是阐释性的，事件与动机如此一清二楚，是故事必不可少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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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是“不善叙事”的东方人会做的，在小说里以诗抒情，在绘画里留白，不是拍得不好，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东方人独有的拍电影的一种方式。
当然，电影本质上是叙事的。著名剧作家大师罗伯特·麦基在他阐述剧作原理的书籍《故事》里将人的欲望分为两种：不自觉欲望与自觉欲望。不自觉欲望总是更强烈、更持久，其根基一直扎进主人公的内心。当不自觉欲望驱动故事时，它将允许作者创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他可以不断改变其自觉欲望。如果无名内心最深处的不自觉欲望就是天下太平，那么他从以为刺杀秦王能使天下太平到认识到不杀才能真正的太平，继而改变做法，就能说得通了。为天下刺秦，也为天下放弃刺秦。
这并不假大空，比起仇恨与杀戮，从幼时就饱受常年战乱伤害的心更加渴望和平与安定是说得通的，何况他是锄强扶弱的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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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鼻祖香港武侠片那种远离庙堂的江湖恣意人情味道，张艺谋这个来自中国北方表面却看起来文静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显然更具儒家式的庄重感。私人语境的确更容易成就艺术片，但弄不好也容易陷入鸳鸯蝴蝶式的陈情滥调。这些并不是真正区分艺术与商业的标尺。要说商业的话，其实《英雄》这部片子，它的娱乐性很低。在特定的时代下，先锋派与商业是能够做到统一的极致的，看看《英雄》就是如此。
张艺谋的《英雄》，诞生于世纪之交，从导演想法的萌芽到电影开始筹备的那几年里，正是未来十几年中国市场经济勃起腾飞的前夜。文化动荡之后至那时，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走过五光十色的八九十年代：主旋律以外，掺杂着私人叙述的文艺片，邪典片，恐怖片，走过凭着一系列反映民族苦难的大作品而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中国第五代导演，走过97年香港回归后迅速冲击大陆的香港影坛，走过97年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电影院看到国际商业大片《泰坦尼克号》。《英雄》承接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时代。应该高兴的是，中国第一部开创性的商业大片，是以如此极致不妥协的，具有代表性的东方美学与东方内涵来呈现的，并且得到了西方的追捧。
电影是艺术的，电影也是世俗的。跨世纪大片标配的人力物力，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能使如此庞大的团队运作起来，成品结构清晰精致，一场武打戏以山水开镜，以溅到人物脸上的一滴水收官，静时极尽对称，动时人物与镜头反向双重移动，全片一个废镜头都没有，要是这个导演哪怕有一丁点儿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上都是做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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