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大叔，你竟37了！

《读者》大叔，你竟37了！

是的，22岁的我该叫《读者》一声大叔！趁现在大叔这个称呼还没有变味儿，赶紧多喊几声。

《读者》再次撞入眼帘，是在大年初二的今天。在公交车站等车，手机没电。无聊之际，踱到旁边的报亭。人流匆匆，即使有这么绝佳位置，吸引力还不如手机里几个几分钟的视频。

“老板，有南方周末吗？”

忙着整理桂圆的老板吸了一口烟又吐出来：“早没了，现在没人爱看报纸，都看手机去了。”

报亭摊上左边堆着水果，右边堆着几份报纸还有一摞《读者》和一摞《青年文摘》。

“呵，《读者》啊，高中我几乎每期都买。”

“现在的高中生也在买。不是因为他们，我早就全部做水果生意了。每期订20本，几天就卖完了。”

人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显露的尽是前人的勤劳善良。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就在想后人竟没有半点功劳吗？

第一次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是在初一的时候。才上高一的堂姐周六晚上回家，周天上午带着我去家附近的报亭买这本书。

说来也奇怪，那时的堂姐竟也是高中生的身份。

后来，我就发现了那一摞摞放置在堂姐书柜里的《读者》。再后来，我就成了“小偷”，偷书成性。每周我就偷拿两本出来看。

我从没有鲁迅先生那样认真待书的心性，看书前还得将双手写得干干净净。于鲁迅先生而言，书是神圣的；于我吧，书便是朋友。

朋友就要不拘小节。所以，意正浓时，不留神，喝的什么果汁、舔的什么雪糕滴上去也是有的。这一点，我很对不起我那位与鲁迅先生一样的二堂姐。

恐是我做得太过分，有一天我决定不再偷书看了。一是这样实在不地道，二是书柜被上了锁。

再一次意识到《读者》的重要性，又是在初二的时候。我那位跟酸秀才似的语文老师，有一门周末作业固定不变：写一篇文章，体裁不限。每周五语文课他会选一篇优秀的文章当堂诵读并给予表扬。

初二啊，虚荣的时候啊。成为班集体的焦点，多幸福啊！于是乎，总是在周末挠头该写些什么。有时思源枯竭，《读者》上一两篇文章便总能续命。

这可不是抄，是借鉴，如同现下某些作家所声称那般。不过，我比他们正直多了。

“老板多少钱？”

“6块咯。”

不知道什么时候涨的价，唯一确信的是2013年高三毕业时它还是5元。

想想它陪在我们身边也非常不容易，由着物价上涨（小布丁都从1块涨到2块），由着互联网时代冲击传统纸媒，由着我们轻易淡忘，可他还在那里，真不容易。2月下旬，第637期。

大家都嫌现在的青春电影不接地气。是呀，在手机遭封杀或者没有手机、只有书陪伴的高中时代，你怎么就不拿几本杂志当道具了呢？比如，《读者》《青年文摘》《VISTA看天下》《男生女生》《艾格》。

果然，剧组工作人员都如现在的我一样，高中一毕业，那些书同那些回忆一同束之高阁，任它堆灰了？等想要用时，杜撰些回忆便了事。

方才问了堂姐可还记得那几摞她曾经视作珍宝的《读者》。

“不。”她回道。

四十不惑，愿这位比我年长15岁的大叔（或者大妈）能继续培养祖国下一代的情操，让三观不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