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雒宏军
90年代初,刚刚参加工作,在教务处做个小干事,除了课表、时间表、以及一般性的工作安排之外,一学期的文案工作就是两项,一个是开学之初的工作计划,一个是期末的工作总结。那时候,还是手写,最多油印几份,发给老师即可。教师除了上课,也就是完成教学计划,工作总结等,偶尔也写写论文,但是那时候的管理不流行这些,纯属自愿。尽管管理有些粗放,各项工作却是有序运转,没有出现多少纰漏。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师生关系更加和谐。尽管生活单调,并不影响教师心情的愉悦。
对比来看,今天的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节课教师讲述用多长时间,学生练习多长时间,不能有丝毫逾越,否则就违反了课堂教学常规,全然不顾教师教学风格的差异。教案写法也有严格规定,从教材分析到教学目标,从重难点到课前准备,从教学过程到教后记,环环相扣,不能有丝毫马虎,教师只好做个忙碌的“抄录者”,对教材和学生的研读只能置之脑后了。更要命的是除了备课、上课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作被充实进教师的“任务单”,比如学生安全、教育扶贫、教育科研、各种各样的检查等,这些都是大事,真正的教学工作反倒成了副业,教师只能在匆忙之中应付。
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课堂教学历来都是学校关注的重点,也是管理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新教师汇报课、骨干教师示范课、研讨课、赛教课等等,围绕课堂教学做出了不少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课堂依然是封闭的,采用这些形式无非是想打破课堂的封闭性,但是这些非常规的课堂毕竟还是少数,更多时候课堂还是教师一个人“独舞”的舞台。于是,“推门听课”应运而生,赋予管理者随时进入课堂的权利,对教师的监督终于达到极致。
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正在于此,教师无法成为教学的主人,教学过程完全被别人控制,没有丝毫的主动权,而且得不到管理者的信任,这个时候,所有的管理都成了外在的“压迫”,教师被动的去做这些事情,还会有什么兴趣,身体与心灵分离,不在状态的时间越来越多,抵制情绪越来越大,最终站到了管理的对立面。这样以来,管理又需更加细化,教学过程的规定更加严格,又引起教师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如此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布克这位钟表匠的故事。
“金字塔的建造者,不会是奴隶,应该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第一个作出这种判断的,是瑞士钟表匠塔·布克。1560年,他在埃及的金字塔游历时,便作出了这种断言。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多玛斯通过查阅布克的有关资料,发现布克是从钟表的制造,得知那个结果的。
布克原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被捕入狱。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大师,入狱后就被安置做钟表。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他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高压手段,都不能使其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可是,入狱前的情形却不是这样。那时,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都能使钟表的误差低于1/100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起初,布克把它归结为制造的环境。后来,他们越狱逃往日内瓦,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对金字塔的建设者,他之所以能得出自由人的推论,就是基于他对钟表制作的那种认识。金字塔这么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真难想像,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人,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根刀片都插不进去。
所以,在过分指导和过严监管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因为人的能力,惟有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
钟表属于物质产品,质量标准一清二楚,在被奴役的情况下,用尽手段,还是不能如意。教育属于精神产品,是心灵交融的产物,最本质的影响无影无形,其结果意义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验证,如果教育者不在状态,心不在焉,或者心灵本身被各种制度所禁锢,已经变得毫无生机,我们还能期望这样的教育走多远?
教育是一种“使命”,管理的视角不是“监督”与“控制”,而是“信任”和“自主”。使命一旦被分解为各种任务,管理立刻变成监督与控制,教师的幸福感马上就会降低。少一些惩罚性措施,多一些奖励性措施,少一些规定性制度,多一些引导性制度,除了基本的常规,最大限度的信任教师,给予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权,承认教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整个学校机器上的一个螺钉,建造专业成长的平台,给教师更多自主发展的机会,即使要面对升学率的压力,学校也能够成为一道“缓冲墙”,尽量去营造和谐宽松的校园氛围,遵循教育规律办学,维护师生的身心完整。
“惟有在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这句话是给学校管理者的最好箴言。这就需要解开管理的“锁链”,让教师自由舞蹈。
自由的舞者,身心才能和谐,才会呈现更加优美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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