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如”是佛教术语，“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合在一起，指诸法的本相。
就像刘成禺提到的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在通达者看来，这是雅人深致，在功利者看来，这是表演秀，在迂腐者看来，这是神经病。
进一步讲，你看到的不是王阎运，而是你自己。
作为知识人，他们没有力量和勇气，豪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天子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安重荣），既然不能为帝王，只得退而求其次，作帝王师，行帝王术。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是退，而是进，正体现了知识的力量与知识人的高贵，其实这是了种虚弱的自我安慰：能成帝王，何必为帝师，反观国史，帝王师的角色，有时形同夜壶，内急则用，用罢即藏，命运从来不由自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简直不胜枚举，说来无比凄凉。
一言以蔽之，帝王术呈现的正是知识人的困境：意欲有所为，却缺乏行动力；试图让知识凌驾于权力之上，其知识却必须为权力服务，才能证成其价值，所谓学成帝王术，货卖帝王家。然而没有帝王购买，帝王术便毫无价值，形似屠龙术，由此注定了知识人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艰难挣扎。
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余尝游朱门，窥要津，亲见祸福之来，贵贱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阶，然后悔悟乎？
西美尔说：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极端不幸的个人命运是尽管不断妥协却无法达到现实的要求。
据惠洪《冷斋夜话》：“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 ‘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这个典故，我们都不陌生，除了用来称道白居易诗歌通俗易懂，还常作引申，如赞颂白居易对底层人民富有感情。对此，王湘绮认为：“居易急求人知，意陈于词，遂令老妪能解。”这一解令冉云飞叹服：“长安居大不易，急求人知，千年来只有王湘绮深通人情世故，解人不易。”
一个人不够自信的表现是怀疑自己，一个人自信的表现则是怀疑偶像和权威。
一个作恶的权力者背后，必有更大的权力者作为保护伞，保护伞之上，还有保护伞。在此金宇塔形的权力体系之中，你反对一名权力者，则须依赖更大权力者的公正，假如最大的权力者在作恶，该当如何？所以最终不是哪个官员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不是要改变哪个人，而要改变整个权力结构。
帝王学的传人，善于权变，见风使舵，最不讲究忠诚：权力为我所用，我便忠心，不为我所用，我便反叛，小用则小忠，大用则大忠。你可以说这是投机，有奶便是娘，然而这正符合政治的运行规则，甚至符合人性。爱德华·钱塞勒说：“……投机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人性始终如一。”
倘把国家比作苹果，国体好似果皮，政体好比果肉，皮肉相连，不可分离，失去了果皮的护佑，果肉必将干枯。具体来讲，国体不止是一重外在的形式，往往涉及主权的归属，君主制，主权在君，民主制，主权在民。宪政建设，如何能抛开主权归属呢？所谓立宪，有一前提：谁来立宪。这个问题与主权息息相关，不容回避。
中国的问题，不是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与其待官智开民智，不如以民智开官智。
“放任专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不止适用于晚清：专制而放任，故人民有一定自由；放任而专制，故人民自由有一定限度。而且这一放任，属于不得不放任，换言之，政府不是有意放任，而是无力为之，只得放手。
纵观古今，有伟大的人民，未必有伟大的政府，有时，一群自私、卑劣的人民，却能建立一个最不坏的政府。
立宪是国民的立宪，宪政是每个人的宪政。没有哪家政府愿意主动立宪，不必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这些朴素的常识，穿越百年沧桑，依然盘旋于今人的耳际。今人能够倾听，是一种幸运；今人需要倾听，则是一种悲哀。
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
权力者的知识水平，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下限。
历史常自行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为什么民国之后，君主立宪再无复兴之可能。国体变更，不仅涉及主权的归属，还涉及潮流的反复。从君主到民主，属于顺水推舟，从民主到君主，属于逆水行舟，我们且不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二者，哪个易，哪个难，不难判断。政治最讲究势，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都以识时务著称，顺势者，一日千里，逆天者，自取败亡。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依什么而治，而非由什么来治，法治的主体也是人，无法抛却人力，自行运转。宪政亦然。宪政是道，行道终须有术，道术并用，方有所成，有道而无术，道则难行，当然有术而无道，道更不可及。
在一个国家通往宪政的途中，最伟大的帝王学，就是为人民立法；一个宪政人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
“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庄答：“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
说到底，投机涉及对人之动机的判定。然而动机深藏人心，不可捉摸，强行追究，便成诛心。故而《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对此，治史者不可不察。
我对权术，一度无比鄙弃，读史愈多，阅世愈深，渐渐意识到，权术只是工具，端看为谁所用。古时君子小人之争，君子常常败北，原因之一，即在只知守经，不知从权。君子运用权术，但求行之有道，则无损大义。
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四处游方，途遇一河，见一女子欲渡河而不敢，在河边徘徊。老和尚便主动背其过河，然后继续赶路。小和尚心头直犯嘀咕：师父怎么能背女人过河呢？一路走来一路想，最后忍不住问道：师父，你犯戒了么？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了，你还是放不下。
这个女子，就是帝王学。
人与权力的关系背后，则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背后，则是人与自己的关系。
赫尔岑警告知识人的名言：“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他更不会知道，自己便是那个转型时代的一份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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