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说学校数理太难，是针对人生自然的成长以及现实的教育状态而说，如顺人生自然理解力的发展，那科学先进国家体制的数理课程安排是合理的---合乎人类理解力的平均数，而中国（包括整个东方世界）是超过了，所以说太难了。
二，但我说如果能以正确的教育方式教导之，亦即先文后理，以语文的或记忆的训练提升理解力，则中国的数理课程依然太浅。此点见解与您略同，但或许因为您孩子的资质好，高出人类平均数，或者因您的孩子曾经做记忆的训练（譬如读经），这种特殊性自不可同日而语也。
三，我的愿望即是想用读经的普及推广，使天下的孩子，天生聪明的，都聪明了，天生不够聪明的，也都能像您家的孩子如此聪明，提早开慧，家长欣慰。
四，我说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方式是让全民自小加强语文的记忆的教育（最好是读经，兼有文化教养的功能），以提升学习能力，以应对当前高难度的数理课程，而不是要降低当前的数理程度也。当然，如果不能改善语文教育，那宁可降低数理难度，让天下学子解脱得乐。而广土众民中，如果稍能注意于资优生生的提拔，中国要出数理学家也是不难的。最可怕的是我们一方面既要求所有学生都学超出其年龄平均理解力的高难度数理，一方面又不注重天才的发掘与培养。两面皆失，钱学森之问不得其解矣。
以上诸意，皆在“一场演讲百年震撼”中已说得很清楚，后来又多有补充说明，二十年来吾之说法一贯，敬请庄周先生俯察见谅为幸。
(王财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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