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读到李煜李后主的词时，总会情不自禁的感叹：“国家不幸诗家幸”。北宋的入侵，让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庸的君王，却多了一个卓越的词人。“词至李后主而风格 大开”。对词的发展的贡献，李后主居功至伟。
读夏先生写李陵的文字时，我不止一次想起李后主，他们两个的命运何其相似！对史官李陵而言，突降灾祸，中年被阉割是奇耻大辱，是生不如死，是忍辱偷生。人生遭此地震，心死如灰，悲矣！但对史学家而言，这场耻辱让他彻底丢下了害怕皇帝的“卑妾”心理，精神巍然站立。从此，他心中只有历史，没有当世，他心中只有自由，不惧皇权。自由的站立的灵魂，孤傲无惧的人格，让《史记》的创作站在很高的起点上，著述不求当世之名，而为“藏之名山，传于后人……”把立名放在巨大的历史坐标上，接受时间，接受后世君子的检验。这样的勇气，这样胸怀，这样的眼光，后世哪一个史官可以相比？司马迁用伟岸的精神高度为中国史学确立了阳刚之气，进而影响了中华文明。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高度评价《史记》。《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从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从人格到作品都高不可攀。
意外，灾祸，阉割，毁了一个“臣妾”史官，却造就了一个灵魂不屈，精神独立的史学家。“史官不幸史家幸”！灾难，对于弱者，是压顶的大山，对强者，是淬炼意志的烈火！没有灾难，会有不朽的《史记》吗？
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人格旗帜高扬的人，精神坚定明亮的人，就是最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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