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年轻，他们追求进步，你只要说“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为了在现实之外别辟洞天，并能很快立竿见影，那么，他们便会愿意相信你编造的幻想，并视一切稳妥为迂腐。

                                                                                                     —— 摘自 张建伟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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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史，青年群体总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由青年群体的固有特征决定的。

那么，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青年群体有何特征呢？

满腔热血；

忧国忧民，求学始终与救国救民、回馈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启民智为己任；

往往以社会团体的形式抱团存在；

很容易被政治势力影响、利用；

对新思想接受力较好，且极易视过往为“迂腐”；

急需要一面思想大旗、以及一个能扛起大旗的带领者；

在救国救民之路的选择上，总会同时存在守旧派、温和派、激进派及革命派。

etc.

以上特征，是交织式的，而不是单一体现。

1

我们可以以康有为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虽然他在维新变法之时，已不是青年，但是其忠实追随者众多，其中不乏其青年学生。因此，分析康有为的行为，即可大致窥见其青年学生的所思所想。

我们的历史课上，总会习惯于在分析历史改革事件之时，分出守旧派、改革派和革命派。其实，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是有违史实的。历史之所以为历史，还在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鲜活性。

比如，维新变法中，许多官员原本是变法的拥护者，此时其是改革派；而当皇上的政令危及其重大利益乃至生命时，此时其转而变成了守旧派。而我们的历史课本，却一刀切地把官员们全部判定为守旧派和反对派，这是有违史实的。

与革命派相比，康有为本质上是守旧的，“康有为先生的理想——帝制与改革相结合的理想，从来没有消失过”。康有为至死也未曾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孙中山先生每次拜访，他都拒绝见面，道不同不相为谋。

张建伟先生在描述及评价康有为时，写下这样两段话：

“不重现实，甚至藐视现实，除非万不得已，坚持原则，绝不改变初衷。那原则，或许已被时代抛弃，被时人嘲笑，但他决不放弃，并踏着时代的笑声时时放出或明或暗的光，以提醒短视的人们，历史，往往还有另外一种前进的方向。”

“他宁可要一个旧的、但是真的专制的君主国，也不要这个新的、但是假的民主的共和国。在这方面，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敢于歌哭‘叛徒’的吊客。梁巨川，梁漱溟先生的父亲，王国维，我们的国学大师，对他们的自杀，无论多少遮掩和堂皇的解释，唯一可见的证据，都是‘殉清而死’。面对这样的大师的‘信仰’，我们怎能一个‘顽固不化’便一笔勾销了他们的政治追求。在新与旧、真与假面前，他们活着，是抛弃了‘新’与‘假’，他们以死，选择了‘旧’与‘真’。这不是顽固。这是信仰。这是世俗的、不管真假、永远‘与时俱进’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的真诚。对晚年的康有为先生我们似乎也当作如是观。”

但同时，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是激进的。首先，我们得明确两点：

其一，康有为主张改革、变法，其目的并非救国救民，而在于自己的政治前途；

其二，发动戊戌政变的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派。慈禧的眼中只有权力，彼时，她也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列强是不可靠的，唯有改革才能自强。因此，若改革不威胁到她的权力，则支持；若改革威胁到她的权力，则断不可行。

康有为看不到慈禧唯权力是大这一点，不懂妥协，而一味地将慈禧视为改革的反对派，激进地让光绪颁发一道又一道的政令，激进地想当改革的二把手，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一味地想压垮、甚至除掉慈禧，最终，弄巧成拙，一段伟业变成百日闹剧。

2

彼时的科举制度，秀才乃入门级别，然后是举人—进士—选拔翰林，状元是所有知识分子渴望的最高峰。如果连秀才都考不上，可以花钱捐一个，统称为监生。

康有为便是一个监生。

康有为作为一个33岁的监生，“在广州公然开馆教学，与当世的大人先生们并驾齐驱”，并能引来以梁启超为首的一大批优秀学子，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梁启超已为一个举人，这就好比一个大学生拜一个中学生为老师，并且老师还是无法正常毕业的中学生。

然，康有为却被其学生尊为康圣人，为何？

谈到此，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

孔子本是一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老师，何以成为了后来的孔圣人？

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在其亡故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地位并非在生前确立。

历史老师都教过我们一个规律：一个朝代之初，宜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而一个朝代之末，往往会尊崇法家思想。那么，为何儒家思想能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常青而屹立不倒呢？甚至到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中华民族的子孙，血液里依然有着儒家的传统基因，根深蒂固，堪称“新儒家”。

四个字：中央集权。

正如张建伟先生所说：

孔子成了政治家借用来打倒政敌或进行愚民统治的意识形态！

我们的历史书上，都写着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董仲舒是否提过这八个字，诸多儒家专家、爱好儒学者长期辩论，至今仍然没有结论。也有人提出：在整个汉代，根本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儒家思想可以满足中央集权的需求，这一点，不可否认。其“仁政”思想，有如今日我们所熟知的“人民当家做主”，足以达到愚民统治效果。毕竟，理想是美好，但是现实执行起来，效果差强人意，就不是统治者需要负责的事情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被尊为康圣人原因如下：

1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说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野心家都浑身闪耀着道德的光辉。

2 中国人向来道德重于正义及真相。好比曹操再厉害，其也只不过是一个谋权篡位之人，永远不是正义的化身，其政治之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道德外衣的包裹。

3 “青年就好像劲风，最渴望的便是旗帜，而康有为便造出了一面思想旗帜。”

4 “康有为以其《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他的学生面前捧出了一个新孔子。”即，我们历史课本中的“托古改制”。康有为要搞改革，便把孔子说成改革家，一位“主张变法、主张改革制度，甚至以改革家的身份僭望王位的‘素王’”。一切以孔子为榜样，这在当时的学生心中，打造了一面完美的旗帜。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因此有了道德的光辉。

3

不管是五四运动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是相对和平的当今中国，青年学生在国家动荡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关口，都是很容易被某种政治目的利用的，或者说，救国，其实本身绕不开“政治”二字。

有不公平就会有压迫，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压迫所带来的反抗力量是无穷的，那是一种誓死要舍弃一切过往和陈旧的决心和勇气。比如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比如近代中国的“打倒富农”，那是一种让人新生的力量。凡此种种，有哪一次事件，没有政治因素的裹挟！

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眼中，“打倒孔家店”和“打倒富农”无不是激进的，是不合理的，其体现了一刀切的思想。但是，不破不立；在彼时，若没有彻底破除陈旧的决心，则绝无“立”之可能。

五四运动的影响，可能现实中并没有像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么深远——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彼时，我国的文盲率如此之高，学生人数远不如今天，五四运动实际是以学生为主的的运动。由学生运动，继而带动其他社会力量，波及全国，是一种表面现象，其他社会力量究竟有多少被唤醒了爱国之心，我们无从知晓。

杨尘因在《民潮七日记》中如是描述上海的商人罢市：

五日黎明，各学生结队先自南市十六铺各水果行前，跪求闭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学生跪求不起。一时感动商民，遂全体罢市。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31页）

在天津、济南、南京、汉口等城市，跪求方式也广为使用。

因此，五四运动虽不一定让新思想深入了众人的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新思想一定深入了青年学生群体的心。

4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会提到“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失败”，但是，一场以学生为主力军的群众运动的发生，一定不是学生的自发行为，而是有其组织者、宣传者（或煽动者）。

首先，得有人大肆宣传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失败，并渲染其影响及严重性，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其次，得有人来组织、鼓励学生开展演讲、请愿等活动；再次，得有人不断创建新的社会团体，扩大影响力；最后，得有人将学生群体，蔓延至工人、商人等各个社会群体。

龚振黄（编）的《青岛潮》中写道：

学生无政治的臭味、无党派的作用、无权利的思想，纯以爱国为前提也。

（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43页）

这是对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特征描述。

很残酷的一个真相是，我们的每一次思想运动，并非民众的思想洗礼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众自发地、主动地发起的，而总是会被掺杂进政治因素。

但是，我们不必惊讶，也不必介怀。以学生为主的青年，是极易被煽动的群体。因为他们是真正敢于对一切过往、一切权威说“不”的人，他们是最乐于打破常规的群体。但同时，青年群体以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又是极不易被控制的。

所以，思想运动的发动者，其初衷或许是政治，但是，思想运动却也因为其而发生，从这一点看，我们依然应该说一声感谢。政治目的是真的，却是隐藏的；而思想洗礼、启发民智，也激发着青年群体的主人翁意识与历史担当意识，也是真的，而且是公然的、极具爆发力的。

青年群体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并且，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之下，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接受新思想，为何？因为新旧思想冲突异常激烈时，往往是国内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之时，知识分子们致力于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及救国救民的良方，却苦苦不能得。此时，一旦青年群体接受新思想之后，他们很容易将过去长辈们灌输的那些思想，归类为“陈旧、迂腐”。

五四运动之时的学生，较之当今的学生，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甚为关心国内外局势，其在学校接受教育之初衷及氛围，无不带着坚定的救国志向。

5

近代中国，报馆是政治斗争的最佳武器。报馆的主笔，一般都是某个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其具有极佳的文笔，写出的文字极具煽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报纸的观点，顶多是某一政治观点，而不能代表民意。

普通工农缺乏政治知识，学生群体虽由一定知识储备，但其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辨别事情的真相，因此，很容易被激起爱国、救国情怀，从而发生所谓的“自发的罢工、罢课”等运动。

在国家动荡时期，总会出现不同的救国方案及政治势力。有志青年总会自觉地站队，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政治势力，加以投奔，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实现自身价值。甚至有些参与者，并不了解政治，只是加入进去之后，被群体所带动，而失去个人的思考力。

五四运动之前，其实就时有发生学生请愿运动，通常是遭遇不被放行等挫折、或得到政府口头保证之后，便纷纷散去，回到学校上课。为何这次会如此偏激？游行队伍到达东郊民巷西口，使馆界巡捕不放行，后民众被激怒。

周予同在《五四与六三》中写道：

除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动事件的。

（载于《解放日报》1959年5月4日）

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此并不知情，这些暴动事件，是受人煽动而为之。

戊戌变法期间，《时务报》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进行革命或改革的舆论阵地，梁启超长期担任主笔。康、梁所有的革命或改革思想，几乎都先后在这份报纸上张扬，并迅速传播开来。

即使报馆总经理汪康年是其亲密战友，但再亲也抵不过自己的学生。康有为自己不想离开北京、离开政府中枢，竟上奏折，想以皇上的权威压倒汪康年，将民报改成官报，让梁启超接手。可见，报馆对于改革以及政治事业的重要性。

然，梁启超毕竟与康有为相差15岁之多，虽然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启蒙者，梁相较于康，则显示出了一些年轻人的特质。

梁启超逃亡海外之后，与老师康有为反目，脱离了老师的阵营，他的救国之道不同于老师，不愿再追随老师。一直到老师去世之前，二人才重塑师徒情义。

梁启超与老师不同，他认为老师太守旧。梁只看重结果，只要能救国，他的方式方法可以随时更进、变化，而不是死守某一种方法或者依靠某一类政治势力。

张建伟先生这样写道：

他总是‘与时俱进’。戊戌年后，他脚踏康有为和孙中山两只船，忽上忽下，晃荡了好久；民国成立，他整整衣衫，走进了袁世凯的政府；但随后便是讨袁反袁。

张勋复辟之后，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与其说是‘段祺瑞讨伐张勋’，不如说是梁启超讨伐康有为”。

“反复辟成功之后，段祺瑞再组内阁，梁启超坐上了财务部长的位置。”

他的学问，是一个接一个的“自我否定”。

结语

这个世界，总是处在一个无限循环之中：

发现问题——打破稳定——解决问题——趋于稳定——社会问题积弊、矛盾激化——发现问题

而青年群体，则在“打破稳定”一环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