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记事本遇见梁启超先生的    文章"

             偶然读到梁启超先生有关 敬业，乐业的演讲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章，幸福极致，让我想起工作十八年我珍藏了我每年工作计划的记事本，其中有一篇记忆深刻也在这十八年一直办学以来从未疲倦，坚持，坚守。我记得当年我感悟到记在记事本上的文字———工作最快乐，承担责任。也是我每在光明团队会议上和教职工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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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敬业与乐业》看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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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欧洲游学了近两年的梁启超先生回到祖国。此时的他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转而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1921年，他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了多场演讲；第二年，他应南方各社会团体的邀请，赴南通、上海和南京等地讲学。本文正是8月14日他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演讲，演讲稿曾发表在8月1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此后商务印书馆将这次江南讲学的演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本文也收入其中。

梁启超此次南方演讲安排得非常密集，有时候甚至一天一场，面对的听众也各式各样，文化层次和学术素养参差不齐。但曾以“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勉的梁启超绝不敷衍，不但演讲的题旨尽可能地切近对象，而且力求别具新意，态度也始终庄重亲切。例如，在本次演讲中，梁先生以职业态度为重点，就不是毫无来由的。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于1917年5月，主要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黄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1〕提倡“社会化”“科学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曾针对一些职业教育者“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的重要观点。他为中华职业学校拟定的校训是“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要有“利居群后，责在人先”的高尚品格。〔2〕他创办职业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3〕当年梁启超曾参与过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建，也是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理念的赞同者。由此不难推想，他以“敬业和乐业”作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誉之为“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并称之为“生平最受用的两句话”。但梁启超所提出的“敬”与“乐”，是以他的趣味主义教育观为基础的，和黄炎培的“敬业乐群”尽管看上去很相似，但还是各有玄妙之处，并不完全一致。

具体地说，梁启超所谓的“敬”，指的是“责任心”，“乐”则是指“趣味”。其实，早在这次演讲之前，梁先生便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自称“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确也不是虚言。1921年12月11日，他应哲学社的邀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演讲，对这一见解的分析更为细致：〔4〕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然而，深究之下便会发现，梁先生所谓的“责任心”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原则；而“兴味”或者“趣味”是属于个体的情感经验，两者在美学层面上并不一致。关于这一点，梁先生并没有作进一步解释，只是告诉听众，责任心和兴味表面上看是相反的，“但我常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5〕不过，尽管梁先生一再强调“责任心”和“兴味”同等重要，但从演讲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趣味”二字显然更为欣赏。甚至可以说，梁先生所谓的“敬业”，其实也就是“乐业”，因为只有在劳动中感到乐趣，才会对职业本身产生敬畏之心，才会忠实于自己的职业。而且在梁先生看来，劳作和游戏、学问、艺术一样，是趣味的主体，是“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6〕因此也可以说，相对于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技能的重视，梁启超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的美学内涵，更强调对从业者审美情操的熏陶和培养。

梁启超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并且作过一个很诙谐的比喻：“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在梁先生看来，“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其反面是“干瘪”“萧索”。〔7〕他甚至将“趣味”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8〕但趣味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觉得有趣，另一个人可能觉得无聊。甚至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兴趣也可能不断变化。而且并非所有的趣味都值得提倡，不同人的趣味也有高下之分。因此，梁启超认为趣味不仅有好坏之别，而且应该有始有终：〔9〕

趣味的性质并不见得都是好的，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提倡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体验，而是精神的愉悦，具有积极健康的审美意味和生命意味。那么，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始终保持趣味呢？梁启超认为，这需要通过趣味教育来解决。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趣味和审美感觉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通过相应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使生活充满情趣，使没趣也变为有趣。总之，“趣味”的有无和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

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梁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三种从平凡的生活中收获趣味的方式：其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这种方式指直接“和自然之美相接触”，面对着“水流花放”“云卷月明”，定然是“赏心乐事”“妙趣无穷”。其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快乐的时候要尽情品味，快乐会更加持久纯粹；而遇着苦痛时则要倾筐倒箧地吐露出来，这样苦痛就会大大减少。不仅如此，看出或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可增加自己的快乐；替别人看出或说出苦痛，也能减少自己的苦痛。其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肉体上的生活，虽然被现实环境捆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却常常对环境宣告独立”。通过想像，创造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忽然间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便可获得无穷的趣味。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五彩缤纷的日常生活其实为我们寻找趣味、获得趣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双敏于发现的眼睛、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和一颗永远充满热情的心。而这些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的养成，正是趣味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在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确立的早期阶段，梁启超所提倡的趣味主义教育观，对于建立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作为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推崇个性的趣味主义也同样承担了启发民智、拯救人心的社会责任。而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梁先生对兴趣的重视不仅停留在口头上，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毫不犹豫地贯彻着兴趣主义的处事原则。梁启超一生风云际会，迭经磨难，却从来不曾颓废消沉，“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10〕直到56岁猝然辞世时，仍然留给世人“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代走的壮汉”形象。〔11〕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梁启超也坚定地奉行着趣味教育的方法。例如，他曾经很希望自己的二女儿梁思庄学生物，因为他认为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的生物学不但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对女孩子来说，又是“极有趣又不须粗重的工作”，所以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是梁思庄对生物学毫无兴趣，所以她十分苦恼。梁启超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女儿，鼓励她自己做出选择，“不必拘泥爹爹的话”，因为“学问最好与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12〕后来梁思庄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专家。可以肯定，梁启超的九个儿女都学有所成，各有建树，他的趣味教育观显然作用良多。

〔1〕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见《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第22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教育与职业》第41期，1923年1月。

〔3〕黄炎培《职业教育之定义》，见《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8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4〕〔5〕见《梁启超文选》下册第45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6〕梁启超《学问之趣味》，见《梁启超文选》下册第393页。

〔8〕梁启超《美术与生活》，见《梁启超文选》下册第156页。

〔7〕〔9〕〔10〕〔1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见《梁启超文选》下册第469页。

〔11〕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192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