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初识梁启超，不是通过历史课本，而是源自一篇记录梁启超儿女的成就的文章。看完那篇文章就对启超先生的一生产生了浓厚的想去深入了解的兴趣。是什么使得梁氏一族满门俊秀?又是什么使得启超先生能够为后人所敬仰与赞扬?后来通过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对启超先生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启超先生的一生，先后阅读了梁启超先生的学生吴其昌著述的《梁启超》与解玺璋著述的《梁启超传》，通过阅读，对启超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梁启超传》在书的封面设计上标有“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而吴其昌先生在介绍开始便言:“清末志士仁人中，若谓孙中山是最伟大的建国成功者，则梁启超便是最伟大的思想先行者。”可见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与行动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1929年1月19日卒于北平协和医院。六十三年的人生见证了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建构的艰难与挫折。

1890年，梁启超在陈千秋的介绍下师事康有为，与陈千秋一同向康有为建议兴办学堂。于是万木草堂成了无数渴望学习智识与先进思想的青年人的聚集地，为后来的戊戌变法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895年，康梁公车上书开启了请求变法以解救旧中国的一条曲折之路。失败后梁同康创立《万国公报》，办京师强学会。由于清政府的打压与官员的弹劾，以失败告终。

1898年，戊戌变法废八股。梁启超积极动员留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百余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虽以失败告终，但却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就在后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之时也多次提到中国教育体制的存在固守性以及缺少创新性的弊端。同年九月，六君子就义，康有为逃亡海外，慈禧再摄政，梁启超多次拨《新民丛报》的款项，接济遭到清政府追杀避居于印度大吉岭的康有为。后来康在青岛去世，身后萧条，子女不孝，梁又寄信给子女筹钱祭奠康。可见梁不仅在做学问上获得出色的成就，而且还是一名至忠至孝重感情的人。

1912年，梁结束了十四年流亡国外的生活，回到北京。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梁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为了反对袁氏称帝，梁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一举打败袁世凯。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不久，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同年十一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到1925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到1927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9年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梁一生致力于用文字去感化思想麻木的人们。先后负责并创立多种报刊，其中于1902年《新民丛报》最为著名。钱玄同在1917年即对梁的文学成就做出公允评价，认为“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其文体亦受到毛泽东胡适黄遵宪等多人称赞与欣赏。

梁启超一生勤奋，据不完全统计梁启超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六十三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论》是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一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第一支兴奋剂。 可见梁对文字的钟情以及运用文字解放人们思想的强烈追求与美好期盼。著述数量虽多，但每一部，每一篇都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阅读去体会。

再言之古代的大忠总要言不违。然而对于梁启超来说，若依古史论，启超先生可谓是不忠之人了。然而对于当下，不违却带有愚忠之义。梁知康所长亦知康所短，终其一生，与康有多次冲突，但每每谈及康有为，总是肯定康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性贡献。梁所具有不惧的性格，在其言论中也多次谈及。梁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需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开始做起。”师生分歧，最早展现在梁就康的《新学伪经考》持有怀疑态度，言之“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以谓然”；再就是梁在《新民丛报》以“中国新民”的笔名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与康所坚守的“保皇派”产生的对立；后来梁在日本江之岛与其余十一人结义，成为梁自立山头的罪证。尽管思想上康梁难以契合，但是在行动上梁还是做出了让步，停止了与孙中山的往来，并将《清议报》交给麦孟华主持负责。可见梁为人的真实与坦荡以及对恩师的感激与尊敬。此处亦展现了启超先生在处理其与康有为的关系的公正性。

启超先生曾著述《李鸿章传》，对于李鸿章的一生他用一句话概括“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还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我们深知梁与李“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做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学家所具有的史德与史识。

对于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启超先生说“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唯有一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一定阶段，他所做的学智识才真正意义上的有用。启超先生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维艰。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到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梁的一生不尽平坦，但是其文章，其品格，其学识，到底如何？后人心中都自有定论。启超先生家风之好，品格之正，学识之广，爱国情怀之深，使得梁氏一族满门俊秀，亦使得启超先生在每位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为启超在心底留下了一个至高的地位来表达对启超先生的敬仰与赞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