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李一冰所著《苏东坡大传》一书,又注意到“王安石变法”的问题,由此再次想到了黄仁宇在理解该问题上的幼稚和错误。
王安石变法的主因是什么?用苏辙的话说,主要就是“冗兵,冗费,冗官”问题。很明显,这主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造成的,比如官僚主义造成的腐败、低效和公务员队伍膨胀;另外由于宋朝的特殊国策,用募兵(征募流民从军)的办法消除社会隐患,造成军队数量的庞大和战力的低下,以致屡战屡败。冗官和冗兵就是造成财政支出居高不下、不堪重负的主因。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遇上了一种近代化的挑战,也就是需要解决“在数目字上管理”的难题----很明显,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和体验,黄仁宇看到的完全是表象的问题,因为时至今日宋朝的很多问题我们依然如故,因为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而黄仁宇只留意到所谓技术这样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有些人类新技术的出现极端重要),而根本没有涉及根本的制度层面的问题。
我现在想,黄仁宇属于半路出家的史学工作者,他早年因为从军而耽误了十余年读书的机会,造成底子的薄弱,加上天赋的一些欠缺,他诚然是学到了一些时髦的西方史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提出了模棱两可诸如“大历史观”等口号,但是仔细窥探其堂奥,竟是如此错得离谱!尤其是他的很多对1949年以后的见解,简直让人发怒(参见截图,那是我2014年的一个短评)。
黄仁宇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伪概念和伪问题,从而遮蔽了中国历史深层的一些真
问题与真症结,从某韩姓左棍著作中大量引用黄氏的话语与观念来看,黄仁宇近乎担当了一种权威御用学者的角色;何况他当年跟李约瑟走得就很近,暴露了一种西方某些左派在中国问题上的极端无知和自身的思想缺陷。
黄仁宇的书我基本全都看过,现在回顾其价值,也许只有《万历十五年》稍稍可以做读史入门之用,该书倒是有些触及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只是黄仁宇提出了一些真问题,自己却无力给予解释。
再论黄仁宇的无知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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