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沿海一带历来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少，加之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因此，农民缺粮食是生活的常态，加上缺医少药，生存倍感艰难，也就养成了祖辈以勤俭维持生计的传统，一般农民家里是不舍得吃全粮的，总会掺一些野菜或者一种野蒿的籽碾成的面子充饥。我一直认为，人类个体一个长期的强烈意识，就可以形成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与文化传承无关，那可能是一种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被写入了遗传基因，当然这是我的臆想，尚待求证。隐约的依据就是农耕时代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对生活消费的约束是与生俱来的。
外祖父擅长制作皮制品，就是把收集到的牲畜生皮制成熟皮，再加工成各种农用、民用的皮具，属于手艺人兼生意人。母亲生前给我们讲述过外祖父的一些故事，其中，有在那个兵荒马乱、土匪出没的年代，怎样押运自家制作的皮货和采购的商品往返于老家和天津之间；怎样拼了性命阻止了家中唯一的男丁--我的舅舅去参加国军；年轻的舅舅不甘心，又是怎样把家里弄成了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联络站（可能就是小说里的“堡垒户”），为那些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武工队提供吃穿用和留宿。可惜的是那个常来外祖父家过夜的武工队的十余个战士后来被日军包围在另外一个村子里，最终全部战死牺牲，母亲讲那些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给母亲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外祖父如何约束全家人，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全都用来置地置业；再就是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母亲是家里一男三女中最小的女儿，尽管天赋很好学啥会啥，外祖父也决不允许她去读书，哪管是私塾也不行，只能在家里跟着老人们学做针线活儿或者描红，直到母亲晚年，仍然对儿时学过的花鸟鱼虫信手拈来，栩栩如生，当然，对外祖父不许念书一事也一直是耿耿于怀，颇有微词。
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外祖父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营下，到一九四八年前后，家里在村上算是上数的殷实人家了。这时舅舅从土改工作组那里得知，即将到来的土改工作，将按照家庭财富划分成分，富人的土地、房子、粮食要分给穷人……，并且村里的富人已经在开始变卖土地和家产，舅舅劝外祖父也赶快变卖一部分土地，以免将来土地被分了，然而，目不识丁的外祖父，就认准一个理，这是我挣下的产业，别人凭什么给我分了？！不但不变卖财产，还迎头买入村里其他富人低价卖出的土地，一跃成了村里土地大户。不久，土改工作开始了，眼看着土地分了，房子分了，粮食分了，因为，外祖父家被划定了富农。他的那套道理已经不好使了。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还算快乐的长大，直至结婚嫁给我的父亲-她的姨家表哥。那个时代在老家那里像父亲、母亲这种近亲成婚的事情很常见的。上面说的划成分的故事，已经是她出嫁七、八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没有问过母亲当时娘家被分土地、房子、牲口和粮食的感受，但凭心推论土改后自己家中随即摆脱了长期生活窘境，日子开始有希望了。她的情感也早已随着婚姻转移到了贫困阶级，母亲一辈子愿意与贫苦的姐妹做朋友，应是出于一种价值观念的支配，情感上肯定是倾向均贫富的。
再回到一九三七年夏，日寇入侵并占领了华北平原，母亲那年十五岁，能记得就是世道混乱和人们的恐惧。日军入侵华北后，就开始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讨伐”和“扫荡”，村民如果得到了据点里的日本兵出来的消息，就纷纷逃到野外，藏在庄稼地里，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消息，被日本兵包围在村子里，就要被挨家挨户的搜查，逐个甄别是不是国军或者八路。女人们都吓得用锅底灰抹黑了脸，躲在角落里，不敢露出真容。母亲说过最害怕的声音就是日本兵的皮靴声，当明晃晃的刺刀挑开家里门帘的时候，心都要蹦出来一样。母亲说村里王姓本家里有个叫什么奶奶的，我没能记住其名字，每当听到日本兵的皮靴跺地的声音，立刻就腿抽筋，可见敌占区的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恐惧中。男人的行为稍有不当，立刻就有生命危险。外祖父家村上就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身材魁梧高大，挑着货担在田间路上迎面碰到了日本兵，可能是因为害怕急忙躲进庄稼地里，结果被日本人一顿乱枪给打死了。
在父母的包办下，母亲在没有任何表态机会的情况下，就嫁到了六十里以外的姨家，外祖母的初衷和逻辑是女儿给亲姨做儿媳不会受气。那个时候农村六十里路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一般穷人的活动半径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了，母亲小时候缠过脚，结婚过门后再回趟娘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同外祖母说的，母亲在婆家的确没有受气，但是，的的确确是受穷了，外祖母当初没有跟母亲说出全部实情。
（未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