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
2014年5月29日，李某某驾驶长城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公路左侧，将骑摩托车的孟某某撞倒，造成孟某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某某从中心医院逃逸。经公安局交警支队淄川大队认定，李某某肇事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孟某某受伤后住院治疗21天，李某某为孟某某垫付医疗费106841.97元。经鉴定，孟某某属四处十级伤残；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90日；后续治疗费需1万元。孟某某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0740.58元。
李某某辩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肇事逃逸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其已支付的费用应予折抵。
安盛保险则辩称其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某逃逸，故商业三者险不承担责任。
案例分析
本案是否应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李某某构成肇事逃逸并据此免除安盛保险的商业三者险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肇事逃逸是指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本案中李某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与伤者孟某某一起去了医院，筹措医疗费10余万元为孟某某及时治疗，配合交警部门的询问，不存在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因此，安盛保险主张李某某构成逃逸而应免除其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不能成立。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案件能够证明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于相关事实能否再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认定。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分析和相关检验鉴定，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后所作出的结论性技术文书。其目的在于分清事故责任并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依据。
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实践中公安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也都是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以其为证据来对事故进行处理。应当说公安交警部门作为职能部门负责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进行事故调查，故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般都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和成因，其据此作出的责任认定也相对较为准确。且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而言，其在形式上由公安机关作出，本身具有很强的公信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都具有很高的证明效力。尤其是在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进入诉讼程序后，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事故成因和事故责任的主要证据，其作为公文书证又具有较高证明效力，因此实践中法院一般都会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内容来确认案件事实和责任承担。
尽管如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内容就应一律成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确认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这是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性质上看仍属于证据，且属于证据中的书证。既然作为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其必须在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具体则应根据证据的“三性”即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对其进行综合的审查判断。
经审核，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上述“三性”要求且当事人没有足够证据能够对其内容加以否定，则法院应当依法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内容对案件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但是，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不符合上述“三性”要求，或是虽符合上述“三性”要求但当事人提供了足以推翻其内容的相反证据，则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相关内容依法就不能被法院采信。也就是说，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公文书证从法律上讲具有较高证明效力，但其内容并非绝对不可推翻。
从审判实践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在关联性和合法性上一般不存在问题，其出现的问题往往在于客观真实性上。即案件中存在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亦即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认定的内容。此时法院对于相关事实就不应再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认定，而应根据相反证据重新予以认定。
本案即是如此。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李某某构成肇事逃逸，安盛保险也据此主张其商业三者险责任应予免除。然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本案中李某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事故发生之后，其主动陪同伤者孟某某到医院检查并支付医疗费以及积极筹措住院费用的事实，其主观上并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客观上也不存在逃逸的行为。故交警部门仅以李某某未在事故现场就认定其构成肇事逃逸不符合客观事实，明显不当。因此，本案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李某某构成肇事逃逸，但一、二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对此未予采信并认定其不构成肇事逃逸，进而认定保险公司不能免除商业三者险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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