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首先，强调了内与外的对照，而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和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最后，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并在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这一时代达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先看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拥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对于现代人，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来作为刺激那些历史美食家们已经疲惫的胃口的最新菜肴。不管再怎么有力地弹奏，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看起来还是不可能拖长。转瞬之间，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软弱无力的回声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从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也必然走向毁灭，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蓬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聪明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而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他对其不再有任何自信，它沉人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它所学过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的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因为除了攻击假象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并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脸上的面具。那么，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公民长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以一群宦臣来保护世界的历史后宫是否必要呢？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像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外，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尤其是可能变成历史的行为？难道不是像要阻止个性“自由”，也就是，在言行上都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真诚？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为人所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可悲的惯俗和伪装的矫饰而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擻谎，因此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诫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虛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在这样一个强制与表面服从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独吟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子们的日常话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要超出一种用行动表达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要是现代人有勇气和有决心，而且不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谦虚地掩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不过，这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在那里，只允许一件事，而其他事都不可能，这些都是历史教育的秩序。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歌德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笔下的罗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人，罗马人的长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文学中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它们也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而为人所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是些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它们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他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而变成了一个演员，并扮演着一个角色，或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到喧闹的小人物们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篇的残简之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尸体(corpora)——而且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身体(corpora)—样无足轻重(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舌端，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斐洛(Philo)、或培根、或笛卡儿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宽大，而让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臣，而对宦臣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永远无法接近。而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阴性总也不能“拉你们向上”，那你们就把它往下拉向你；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把历史也看作是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把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阴性看得太严肃，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阳性。我只再说一句，就是对于那些接受了彻底的“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是纯粹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客观。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的将来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呆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过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众多批评者都是影响力的标志，而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而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者们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将他们厚厚的刷子刷过最优美的图案。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漫溢无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主的渴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谓的无能(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六
但是离开这些弱者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历史“客观性”而有权称自己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强大与更公正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可源自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对正义的需要之中？或者，作为的确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际上却导向一个偏向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个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正义力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正义天平时不再颤抖，他不动声色地在与自己相对的那一边加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一点也不花，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中断。要是他是一个冰冷的知识魔鬼，他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可怕的、超凡的、冰冷的庄严气氛，让我们害怕，而不是尊敬。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一种草率的疑惑上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肯定，从一种少见的宽宏大量上升到了一种最少见的——正义的美德，他从一开始就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像是一个可怜的人。最重要的，他必须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一个不可能的美德的岩石之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把他作为人类中最受尊敬的榜样而置于一个孤高的境地。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整个世界的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原来只根植于正义，可在这种寻求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遭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广泛撒播。这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而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奋斗才能解决，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冰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一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一群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说来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这种所谓推动真理的、最高贵的动力。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致“人类没有什么东西他不熟悉”。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群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进入一种萎靡的半睡眠状态，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来为那些梦幻中的抽鸦片的人演奏英雄交响曲一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专家以何种姿态面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之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尽可能变宽容。换句话说，对不能解释的问题，他们就放弃，他们屈尊地改正和修饰过去正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对过去的叙述毫不粗粝，毫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么新手们就会将过去看作是正义的。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不想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容忍。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厉、诚实，然而心胸狭窄——他们有着做到公正的“良好意愿”，却令人可怜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由于同样的原因，一般陪审团的判决也几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的自我主义者，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以这样一种天真的信仰来书写历史，即，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写历史就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他们认为所有不把这些流行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都是“主观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有关超脱个人关注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同样的艺术家的眼光和沉浸于其对象之中的状态。但如果说物体对这样一个人展现的画面确实展现了事物的真相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物体在这些时刻能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为自己画像或照相。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坏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创作的有力而勃发的时刻，是其“构思”的最高形式，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是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想到一起，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首先假定，如果各个物体之间还不存在统一性的话，就必须将统一性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对艺术的冲动——而不是对真实性或是公正的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作品，其中不含一丝平常事实，却宣称应被称作是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更是远甚于此，他甚至说：“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情，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东西代替那不可理解的东西；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外在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在也许有成千上万个小小原因在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假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帮助或互相阻碍。它们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画出历史事件发展的任何必然普遍轨迹。”但由于这样一个“必然”乃是这种所谓的看待亊物的“客观”方式的结果，因此就必须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假定被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教条加以采纳，它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谈到历史学家时，对这一假定的真正主观性质说得十分清楚^“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而充当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当然只是在被描述时才显现出来。”但是对于一位著名的历史大师所说的那介于赘语和谬论之间的天真语句，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看起来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冲动都服从于物质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的发展难以察觉、强大有力且无法抗拒。”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在明显谬误形式下掩藏的智慧。就像歌德笔下的园丁所说的“人们或许可以勉强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那样，或者像是斯威夫特笔下集市上杂耍的告示中说的“你在这里能看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大象”那样。人类行为和世界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立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在一开始进行概括时就变得不再有什么指导意义，他们的弱点通过其含糊不清而表现出来。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其中包含了定律。但如果历史学家的这类概括要被确定为定律的话，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含糊不清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之后，剩下的真理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它只需最起码的经验就可以学会。但是为了这一点常识而麻烦所有的民族，并在其上花费数年艰苦的工作，就好像是从已知结果中已能推出定律，而此后很久人们还在反复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实验，而这种实验的荒唐泛滥一直就是泽尔纳(Zoellner）*以来所有自然科学的祸根，如果一出戏剧的价值仅仅在于其最后一幕的话，那么戏剧本身就会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条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我希望历史的全部意义不在于一些一般的命题之中，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通过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在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
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客观性的自由阐发，不过这种客观性事实上是作为一种积极性质的客观性。客观性常常只是一个词而已。我们没有艺术家那种被内心火焰点燃的静静的凝视，我们只有一种假装的镇静，就如同冷漠的超脱可能
*泽尔纳，德国天体物理学家(1834-1882)。——译者注
掩藏着道德感情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琐碎的思想，太沉闷而看起来并不平静客观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种艺术情形，即主观方面在其中已沉没不见。所有不能激发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赞许，而最枯燥的词语才是正确的词语。他们甚至把一个根本没有受到过去某一特殊时刻影响的人作为描述这一时刻的合适人选。这就是希腊人与古典学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他们彼此毫不相关——而这就被称为“客观”！特意制造的、假定有效的超脱氛围，这种超脱被假定为肤浅的动机猎取者的谨慎方法。在探讨最高和最稀少的事情时，这种氛围是最叫人恼火的，而且正是历史学家的虚荣驱使他采取了这种漠然的态度。他可以被用来证明这样一个定理，即，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对应的。不，还是诚实些吧！不要自称具有艺术家的实力，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为那个可怕的职业而生，就不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时各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的各时各代的裁判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就必须首先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的。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只有通过用尽你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你才会发现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类聚！否则你就会将过去降低到你自已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于一个非凡心灵的历史。看着这个灵魂被迫说一些普遍的东西和重复一些已为人所知的东西，你就会了解这个灵魂的品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已知的东西融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之中，并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深刻地宣称这一普遍法则，以至简单化于深刻，深刻化于简单。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而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历史学家们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就好像法国人过去常谈到“梯也尔先生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 de M.Thiers)那样。德国人可不会像法国人这么坦率。这些工作者会逐渐变得极其博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大师。非常博学和非常浅薄在同一人身上总是结合得相当好的。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髙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对过去的了解十分准确。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你同时也就控制了分析的欲望，而这种分析会将现在变成对你而言的一片沙漠，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让你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把你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并且忘掉你是个追随者这一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但不要让历史将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展示给你。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们的历史中去生活，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变得成熟的强烈要求，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残性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在不允许你变得成熟之中看到了它自己的收益，即，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它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而要找那些扉页上印着“一个反抗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在你相信他所写的那些英雄时，也要敢于相信你自己。一百个这样的人——受到与当今教育方式相反的教育、熟悉了英雄事迹、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将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永远埋葬。
七
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历史的公正，哪怕是用一颗纯洁的心谨慎地实行，也会是一种可怕的美德。因为它总是破坏和毁掉活生生的东西一一它的判断总是意味着毁灭。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被消耗和阻遏。比如，如果必须以纯粹公正的力量将一种宗教变成一种历史知识，并且彻底地对它进行一番科学研究，那它最后就被完全摧毁了，因为历史的审核将如此众多的错误荒谬、残暴冷酷的东西带到人们眼前，以致产生虔诚幻想的条件都七零八落了，而一件事物只能在虔诚的幻想中才能存活。因为只有通过爱和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类才有创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个人不再有无条件的爱，那它就切断了这个人的力量之根，他必会枯萎而蒙羞。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是激起本能。这样的历史会与我们这个时代分析的趋势和非艺术的趋势完全相反，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如果历史只进行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冲动，从长远来看，它终将使它的工具厌倦生活。因为这样的人毁掉了幻想，而“谁毁掉对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终极的暴君——自然——的惩罚”。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人可以像从事其他研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而这将是完全无害的。最近的神学似乎已经极其天真地与历史结为伙伴了，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几乎没有发觉它已经不经意地将自己与伏尔泰的“打倒一切”（the Voltairian Ecrasez)联系在一起了。人们不必从那里指望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设性冲动，它扪也许已经把所谓的新教联盟当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摇篮，而法学家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即那本极其可疑地叫做《新教圣经》的书的编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约翰。黑格尔哲学也许会使这种天真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哲学还在某些迂腐的头脑中翻腾——通过这种哲学，人们能够辨别出“基督教理念”及其各种不完美的“显灵”，并说服自己，正是“这种理念的自我运动”一直在以越来越纯洁的形式表现自己。这些形式最后变成是最纯洁、最透明、事实上在现在的“俗世中的自由神学家”（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头脑之中几乎看不见的形式了。但是听着这种纯洁的基督教讲述它对早先不纯洁的基督教的想法，那些未入教的听众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这番谈话完全不是关于基督教的，而是关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基督教被“本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们”描绘成是一种宣称“在所有真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宗教之中发现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堂”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变成一种液体，没有固定的外形，其各个部分没有固定的地方，每件东西都只是被平和地焊接在一起”——我再问一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基督教已经被历史处理得失去本性了——这种历史处理的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着“公正的”处理——直到它被变成纯知识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被毁掉。这一点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中观察到。因为当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了时，它就失去了生命，而当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有些人相信德国音乐在彻底改变德国人的天性方面有着拯救力量。在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人开始被溅上传记的博学泥土并被迫在历史批评的拷问台上回答上千个询问的时候，他们怒斥这种对我们的文化的特别不公正对待。当人们将他们好奇的眼睛转移到生命和艺术的细枝末节处，并在本该是学会生活而忘掉问题的地方寻觅知识的问题时，对于任何其生命影响力还未被耗尽的事物来讲，这难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残害吗？如果让几个这样的现代传记作者来考虑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的起源，他们严肃而实际的调查将足以使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神上的“远距离行动”，就好像最小的动物只要将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强大的橡树的生长。所有活的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迫像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一样旋转，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就不必感到惊奇。正如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工匠歌手》中所说，对于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这样，“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要变得成熟，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有些人憎恶变得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可能，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那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它的未来前
*汉斯•萨克斯，德意志诗人，作曲家(1494-1576)。——译者注
途更没指望。但现在不是能产生出成熟、警惕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进行也许是对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来被塑造，这样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在这部机器之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变得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变得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奢侈品，它会从“劳工市场”上拉走大量的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认为今天的人并不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早就被弄瞎了。不过，人们是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这种邪恶的手段来将他们弄瞎的。青年人被踢着走过整个历史，男孩们对战争、外交和经济都还一无所知，人们却认为他们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青年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不同，并说出其不同的“效果”。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高兴的这种能力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涌流到年轻人灵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奇怪和如此巨大，以致装傻是他躲避的惟一办法。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一厌恶。年轻人已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个又一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擦过，并了解了荷尔德林那些话的含义。荷尔德林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说：“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远比在人们习惯上称为惟一现实的世界之中降临的命运更为悲惨。”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仅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而且是最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他的指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用更得意的词语来说，“创造”出了某种东西。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伟大历史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摇一摇他，智慧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的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之前让自己有用，那科学就给糟蹋了，就好像过早受雇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在谈到这种也许有人认为与经济沾不上一点关系的情况时，我采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但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们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奴隶”、“实际用途”这些词，以及所有利己主义修饰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趋于变得更加平庸，科学趋于变得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们只是在一个课题上很聪明，在其他方面，至少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为自己争荣誉争利益，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称为是天才。这样，很可能稍后的某个时代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到一起，而不是建筑而成的。对那些将现代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分工！看齐！”一整天挂在嘴上的人，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快地发展科学的进步，你们最终只会尽可能快地毁掉了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竭一样。”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他们肯定不是些“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化)，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邪恶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并宣布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的方式来影响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学者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看作是一种压抑的负担；而现代的学者们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来欢迎它。因为若是除去他们那一丁点知识不看，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只需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使他们的小小王国能成功地向公众的好奇心开放。这种宽大的行为就被称为是“学者谦逊地屈尊与人民为伍”，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提升到一个民族这一概念的高度，你就会了解人类，你永远也得不到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如果对民族想得太多，你就会同情他们，并害怕把你的历史硝酸拿给他们做提神的饮料。可你实际上为他们想得很少，因为你不敢为他们的将来作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你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头却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为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即使它不能永远存在，那也没什么关系。”这样，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存在。
八
这看起来也许是很矛盾的，尽管事实上并不矛盾，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通常诚实而吵嚷地自夸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并应该看到在它附近盘旋着一个疑问，即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附近还有一个担心，害怕因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他内心的深处一或者不如说是在髙处一发现了一种“对他自身错误的烦恼感情”，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将在下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剌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信念之中的所有迷信和荒谬，这个信念，即一个民族的教育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而最强大的国家，即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是以不同方式生存的，其年轻人也是用不同方法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是一个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长出来的最后枯萎的新芽。并且，荒谬和迷信应验了赫西奥德(Hesiod）*的预言，即有一天人类会一出生就已是满头灰发，而当这种迹象一出现，宙斯就会毁掉那一代。”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种遗传的灰色，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信赖人类的老年。回顾过去和计算总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在历史文化之中寻求安慰，这些工作是属于老年的。然而人类十分顽固而坚持，且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对一千年或是十万年的时间从过去到未来作出一番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绝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两千年的时间——即34代每代60年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令人颓废的思想难道不正是掩盖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我们正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观念的误解吗？这种对历史裁判日益增长的需要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穿着新装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新的有可能的时
*赫西奥德，古希腊史诗诗人(公元前8世纪)。——译者注
代，并要求对过去作出一个普遍的裁判，而这种裁判是基督徒从未指望从人类那里得到而只能从“人子”那里得到的裁判？“人皆有死”（meraentomori)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稍晚一点的一种相反的说法，“人皆须生”（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足，几乎有点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人皆有死”，并通过对历史的普遍需要将它表现出来。科学也许可以随心所欲地扑扇着它的翅膀，它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无望的感觉保留了下来，并涂上了历史的颜色，这种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高等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丧气。一种认为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最重要的宗教，一种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并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生物、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进军未知领域的行动，因为它自己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生命或希望。它只是勉强让新芽破土而出，而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在萨沃纳洛拉(Savonarola)**的规劝的影响下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
*萨沃纳洛拉，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1452—1498)。——译者注
所有引诱进一步努力和标榜“人皆须生”标准的文化做同样的事。而如果它不能釆取直接的方式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它的目标——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并且，它口中一边说着，一边耸耸肩便将每个新生事物拒之门外，并让我们更加感到我们是迟到者和追随者，总而言之，感到我们是生来就有灰白头发的人们。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成熟到可以作出判断——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那种怀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总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历史感静止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就好像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通过教士的作用而流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把它们拿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毕竟是教堂的工作，而不是现代精神的工作。这种现代精神除了有一些好的品质之外还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不是太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人皆有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生活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应当经常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毒刺指向它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拉丁语系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而必须永远只做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的话很值得我们考虑一番：“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的民族，我们所有较高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和基督教的不朽精神。而如果有谁将这两种因素从围绕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即使我们满足于我们追随古人的职业，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职业，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是否就是我们永
*瓦克纳格尔，瑞士比较语言学家(1853—1938)。——译者注
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髙更远，而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以作为我们更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非历史文化的真相——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是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化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追随者，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对民族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是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就会如此。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迟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再施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过着一种讽刺性的生活。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迟疑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而欢庆时，他们在毁灭面前发抖。他们只是些活生生的记忆，而他们关于自己的记忆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任何未来生活都无法重新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顶点了，因为它已经第一次自觉地表现了它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含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现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德国文化的进展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能比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更为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的、贬抑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把我们的迟到者变成了神，变成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悲哀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完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的主宰地位。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逗留地球——尽管上帝是被历史首先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清晰透明和易于理解，并经过了所有辩证法的可能步骤而能够自我表现。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间之中，世界进程也进人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看作是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不妨说，它们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变了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大多数意见。这种力量牵动着拉绳，他的四肢才正确地作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的到来都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且每一个事件都显示出了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一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你说再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信仰历史力量的这种宗教，看看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还有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难道所有的美德不都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他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并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这样思考历史是一所多好的训练礼貌的学校呀！客观地对待每一件事物，为什么都不恼不爱，对什么都理解一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长大的人公开地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憎恶与景仰，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我对这种美德与神话结合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不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不道德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是对现实中不道德的裁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Raphael)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个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将历史作为事实的辩护者而向它求助，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新鲜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将成功、事实作为你的偶像，你就会变成一个为魔鬼辩护的人，而事实总是很沉闷，总是更像一头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的无知帮助你为历史辩护，正因为你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的人的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个天性曾经存在过，而它再也不能存在了时，你也就不觉得愤怒了。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活了82岁，是活得过长了，可我仍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活得过长”的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埃克曼(Eckermann)交谈，而避免现在这些先生们所进行的“现代”的谈话了。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生活的活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死了，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错误，是“从前即如此”这堵空白的墙对“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的反叛。对，反叛道德判断！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起某种美德——谈起公正、勇气、慷慨，谈起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事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不是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直接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自己周围的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的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和错误的体系”，那么人们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读《维特》那样一就好像它在对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的斗士”的记忆。“反历史”，也就是反对盲目的现实力量。同样幸运的是，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本质，历史给自己带上了镣铐。那些人为了能更高兴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必须是这样”，很少用“因此就是这样”来困扰自己。不要把他们这一代拉向坟墓，而应该造起一个新坟——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一点——而后代们也只会知道他们是些“先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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