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与革命派
改革派倾向于经济建设，所倡对外关系，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其代表人物为邓老；革命派倾向于社会革命，所倡阶级斗争，其代表人物为毛主。
文革的失败造就改革派上台，并执政至今，毛左退出历史舞台，人亡政息。改革派的“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口号无人不知，谁人不诵。其当初誓言对外来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政策，现在执行起来想必不尽人意。
物质生活提升上去了，国人的精神思想却堕落下来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唯心、自私、贪婪、刻薄、污秽的理念也不加摒弃全盘拿来，大肆泛滥，先人们的传统德操被视为过时的异端，无人承继，右转趋势日愈明朗，以薄氏为契机的挽救宣告覆亡，国家资本大量外移……
人口论与犹太共济阴谋
众所周知，在战乱及生产低下的社会里，人口数量无疑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重要策略。毛主曾在新中国草创之初，大声疾呼“人多力量大，人多是好事”，嘉奖“英雄母亲”。
熟知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国家在经历大战乱，人口剧减之后，无论遭遇多么昏聩的君主，都会出现盛世。经过一段和平稳定的国祚，人口争剧上升，单位土地面积减少，这时再遇到天灾或人祸，老百姓便无法生存，而后便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这也便是中国朝代更替治乱兴衰的周期律。
固然，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初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是多么的无奈。现今，由于计生政策实行有一段时间了，人口出现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大量减少，且培育一个人的成本直剧上升，再加转基因食品泛滥，未来孕育的人口也会相对减少，及坊间传闻犹太共济会意图将全球人口控制在五亿之内以达到统治世界之阴谋，故我们改变政策，与之反其道而行，放宽生二胎，莫怪国等朝出夕改，实则灵活变通。
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老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而不是单纯的诉诸于式力。能够和平统一固然是一件好事，避免骨肉同胞相残，血流成河，老实地说，我不是一个好战、好斗狠分子，我个人观点认为其弊端亦无穷。一“国”之元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屈尊为一省一市，乃至一区之长。澳门回归之后，国际声誉与地位明显下降，除了赌博业和色情业，你似乎未曾听闻其它。
以香港为例，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至今回归已二十余载仍无法消除、抹灭，至今许多地方的命名依旧带有西方的元素和英女皇的色彩，诸如维多利亚、皇后大道，而未更改。港独猖獗，宣传辱华，霸占道路，肆意破坏经济发展与稳定局面，褒奖英皇之伟大与卓绝，全无以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认贼作父，奴性十足，人神共愤。可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百害而无一利。
他日，台湾问题，若亦依此，则祸患更甚。和谈之时，地方势力必漫天要价，以盼取得与中央对等与权力与地位，党派之间轮流执政或共治之局面必将形成，多元化、多党制也很难避免，一个以中华联邦制为政体的怪胎国家必被组建，前苏联、前南期拉夫的教训至今不到三十年，且不论现今台湾已有绝大一部分人已日本皇民化，他们之目标贵在以台湾并入日本，再不济也不能让其加入中国，而是让它公投独立。
“反动派是不会自动投降的”，长痛不如短痛，唯有真枪实弹，以武力以主的方式，方可使国家无后顾之忧。暴力手段将一切右、反、敌、坏、特分子肃反、镇压干净，避免其日后兴风作浪，消除定时炸弹这个随身隐患，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快速发展。
伊斯兰——比美国更可怕的头号强敌
如果说美国是全人类的头号公敌，想必大家定举双手赞成。然而，实际有一种一旦接触便寄生于思想中并为之而彻底改变称之为“绿教”犹若瘟疫在全世界极速泛滥传播，这些东西一旦扎根，便难以拔除，永世生长。
众所周知，我国是信奉马列主义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无神论国度。由于，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部分少数民族有信教的特征，这就决定我们国家必须对宗教采用比较包容宽待的态度，且在百年耻辱时，洋教传入中国，至今为时已久。
伊斯兰崇尚极端主义，外有敌人煽风点火，破坏不可谓不大，实施不久的西北大开发战略的中挫，很大一部分原由基于此。
西域、甘凉地区便是重灾区，强唐富宋甚至无法转变绿教已经扎根的边民的观念。解放后，亦需王震统帅由内地迁来的二十万民兵驻扎于此亦农亦战——名曰“建设兵团”，可见伊斯兰分裂势力在此有多强劲。
东南亚，绿教更加猖獗，大马与印尼已干脆奉伊斯兰为国教，，菲国政府更是屡受伊斯兰恐怖分子的骚扰而无能为力。
当然，对于与巴基斯坦（简称巴铁）的关系，那是基于其它政治原因，这又另当别议。其国自英殖民统治结束、“印巴分治”以来，以及印促使东巴（孟加拉国）从中分裂出去而势同水火，而印又与我国边境有领土争端及争夺亚洲话语权与影响力产生嫌隙。扶巴抑印，便成我国基本国策。
党员的意义与责任
8000多万寓意着我们当中每19个人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我是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党理所当然是全球第一大党。
党员绝对不是想入就能入的（想当年，解救我国我党我军、策划“西安事变”的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和黄埔军校“铁四军”、南昌起义首倡、新四军军长叶挺都未能如愿），党员身份也绝对不是任何人攫取利益的凭证。
二战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关键取决于苏共党员冲在最前面阻挡了法西斯纳粹德国的疯狂铁骑，布尔什维克的牺牲也是最大的。尤其是我们身为工农联盟、工人先锋队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左翼政党，那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誉，一种责任，一种义务。
现今，党员的参入愈发倾向于高端、先进人才。党员的名份羁绊着每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心想着并维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得与之悖逆，不得有丝毫私心。
东南地区对于全国的重要性
我国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故而我们将此河称之为“母亲河”，北方的中原地区、关陇地区，西南的川蜀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家的经政命脉，相对而言，吴地、闽越、岭南地带则是蛮荒之地。
当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建立独立政权后，便逐步寇境犯边，举兵南侵东进，入主中原，原本富饶繁华的北中国正式成为了各族争夺的决斗场，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一片大乱，上至皇室名门，下至黎民布衣，纷纷南渡，长江以南成为避难躲灾的富贵之地，随之而来的便是稳定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
唐宋时期，中央财政支出主要来源于南方，李唐的几类藩镇中，东南为财政来源型，足见其地位之重要，赵宋及蒙元时，各对外商贸港口于此处居多、居最。
当今亦是如此，海运之费用数倍、数十倍廉价于陆运、空运，且工、商业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说句不怕挨骂的话，农业纯粹是支出型的（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及财政补贴）。
取南补北，取东补西，取商补农，或许不至于使差距如此之大，以平衡弥补躁动人民的内心。
军人与女人
戍边之人当为军人，绝大多数情况，家眷之人是不允许随军出行，因为那样会扰乱军心。发配边疆，绝对不是要让人去旅游看风景，那必是有罪之人，充当后勤工作，女性则在某种情况下饰演军妓的身份。
最为世人所熟悉且不耻的便是，日本军人捉拿东亚女性充当慰安妇。
《八千湘女上天山》讲述了另一种军人与女性的关系。解放后，为维护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毛主席派遣王震将军于此驻扎二十万亦农亦战的军民——谓之曰“新疆建设兵团”。为解决单身士兵的婚姻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寡妇与受改造妓女因仰慕受征召秉着自愿的原则进疆嫁给解放军边防战士，为全军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
军队需要跟随时代现代化，同样军事也要人性化，类似情况在现在的征兵服役中与入刑监狱改造中皆有，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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