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疫情地影响，最近坐公交车的时候总是需要出具表示身体健康的二维码，赶上下雨，挤在门口的人特别多，我向来是不大愿意与人挤的，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最后一个上去的，好不容易等我扫上码给司机看的时候，我已经离我住的地方不超过三百米了。
我确定我是在扫完健康码之后有拿手机付过公交的车费的，许是人多，人挤人的，司机也没看见我付款，然后她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最后上来那小姑娘，把车费付了。”
因为我记得自己是付过款的，所以也没把司机的话听进去，见我没反应，司机特意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对着我大声道：“小姑娘说你呢，咋两块钱车费也不付，看你这样也不像没两块钱的人呀。”
如果说第一句周围的人只是再用一种怀疑地眼光看着我，那么这下就犹如在人群中抓到了扒手一般，各自对我投来了鄙夷的目光。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脸，我拿出手机信誓旦旦地说：“我付过的，不信我给你看我付款记录。”
好巧不巧地，我的自动扣费系统在此时竟然延迟了，周围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本来还只是轻微脸红，这下倒好，我感觉脸上如同被揍过一般，火辣辣地烧。
没办法，只得再扫一次，这次司机和身边的乘客都听见付款后的滴声了，这才心满意足地将我从他们的眼神中释放出来。
马上到站了，我灰头土脸的从车上走了下来，这时候再拿出手机，两次付款记录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微信的信息提示框，我有点哭笑不得，但心里还是有说不尽的无奈——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又或者，只是我的社会信任值已经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回到家的时候照例给父母打电话，问他们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完大概还需要多少钱。父母是爱我的，所以每当问到他们需要多少钱这个敏感的问题时，父亲总是先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完家里为了装修已经做好了哪些准备，说到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地说应该还要干嘛，但是也不会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末了还会加一句“你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每次听到父母这样“懂事”就会觉得难受，因为好像一下子就看到了幼时的自己，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在家里除了需要顾好自己的生活，偶尔还要照看年迈的奶奶。那时母亲也常常问我，能不能搞定这些事情，我其实心里挺害怕的，因为奶奶经常生病，但是看到为了生活奔忙的父母，却还是咬咬牙说“可以的，没问题。”
同样的场景互换，当年等在家的人变成了后来离家在外工作的我，我能感觉得到父母为了让我放心背后的那份强撑，也理解他们不想让我有更多压力的小心翼翼，可是回过头，却更加懊悔于自己的无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的孩子都在和我经历这一样的生活，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工作努力着，但还是会收到来自客户或者领导的不同意见。明明已经很努力学习弥补自己的短板了，却还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感觉莫名地恐惧。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问我，如果有人送我一个钻戒我会不会从了他，我笑着说不会，然后他一通比划，直到他将两个手比出来的钻石大小快顶上我的一颗头了，我也烦了他的追问，没好气地说道：“你太俗了”
那时候我清高，觉得爱情嘛，怎么能够谈钱呢！一定要轰轰烈烈爱一场才不枉此生，钻戒什么的都是附属品，要那玩意儿干嘛。
长大后才发现，别收顶的上我头大小的砖石了，只要能顶住我指甲盖儿大小，我也愿意从了他，脊梁什么的都一边儿玩去，我首先得生存下去，还得保证我的家庭好好生存下去。种种责任压在我身上与其说是后来的我懂得了应该遵孝道，倒不如说那些东西本身就是我的原罪，我得花漫长的时间去维护，解决，直到最后我强大得父母对我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再那么支支吾吾。
我才上大学的时候看刘震云的短篇小说《一地鸡毛》时心里一阵不屑，想着即使再怎么狼狈，也不至于像里面的主人翁一样，活得窝囊且没有一点朝气，如今自己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却发现我连他那种觉悟都没有——拉不下脸抱人大腿，开不了口求人办事。所以即便今天走到现在这样，好坏因果，都在自己受着。
许多年前我曾说过，看懂了生活的真相依旧会奋不顾身爱生活，因为总要有希望才能够意志坚定地活下去。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活着和意志坚定半毛钱关系没有，活着仅仅只是活着，就好像我现在喜欢的指甲盖儿大小的钻戒和有没有人送一样，我想是我的事儿，事情怎样不由我。
去TMD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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