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以后，各学校立即掀起一个反浪费反保守的鸣放辩论高潮。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在党外开展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自我革命运动。同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教育方面最大的浪费，是培养出来的人在思想上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没有文化知识或知识很差，不会劳动或轻视劳动，学校里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工作中努力改进。”
3月27日，东北师大就提出：“培养出来的人不红不专是教育工作上的最大浪费”，“不算这笔帐行不行？”于是，在学生中开展了红专问题大辩论。要求学生检查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及单纯业务观点。在运动中还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鼓励学生揭发问题，“向党交心”“自我革命”。
运动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家庭出身不好、业务上拔尖的教师和家庭出身不好、学习刻苦成绩又突出的学生。这些人在运动中的表现一旦稍有怠慢，或与主旋律稍有不和谐之处，轻者会被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重者则被定为“走白专道路”。如果是共青团员要受团记处分，有的甚至被开除团籍。“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是不能入党、人团、当学生干部的，毕业分配时要受到严重影响。
“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在当时就像是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头上的一根大棒，使人见而生畏。我们东北师大数学系57级入学的158名学生中，就有20多人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分别在班级或全年级大会上接受批判、没完没了地做自我检查。还有一个同学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处分，直到1979年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得到平反。
红专辩论的本意是想对学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把自己的学习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由于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估计错误，又片面的强调政治挂帅，将红与专的关系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认真读书、刻苦钻研业务都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结果，造成了思想上和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政治思想工作简单粗暴的错误倾向。
挥舞“红专”这个大棒，一直延续了很多年。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一伙甚至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思想不好的专家”。辽宁省一个叫张铁生的学生，参加高考不会答卷，在考卷上写了几句打油诗，胡说什么高考是拿知识压学生；脱离实际的知识学了也没用；这样的考试应该抵制等等，便交了白卷。这件事，后来被“四人帮”知到了，他们如获至宝，认为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闯将，张铁生才是棵好苗苗，是一个难得的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典型，应该广泛宣传。于是，中央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认为张铁生是“红专”典型，而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学生说成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把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贡献的拔尖人才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长春市还发生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那是i970年春天，当时我在长春市教育局教育组工作，和组内另外两名同志一起被市委派到长春市第11中学去蹲点，总结他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帮助教师改观还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经验。学期末，按惯例这个学校开始评“三好”学生。有个叫绪才的学生，他平时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思想要求进步，经常为学校和班级做好事，不怕脏、累。搞卫生、参加劳动样样都干在前头。哪位同学家里有困难也能主动前去帮助。他在街道帮助邻里做好事，居民委员会曾多次写表扬信给学校，为学校争了不少光。按照当时的标准，绪才在“红”的方面是没得说了。但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期末考试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门门不及格，让他补考还是不及格。最后连他自已也失掉了信心，再也不想参加补考了。
绪才能不能评为“三好”学生?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通过多次讨论还是不能统一，两种意见坚持不下，工宣队认为，绪才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其基础差，慢慢会好起来的，不能用“智育”压“德育”，应该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多数老师认为，学习是学生的本份，绪才做好事应该表扬，但完不成学习任务还要树为标兵，这是要倡导个什么方向？不利于引导学生刻苦学习，也不利于绪才同学今后克服不努力学习的缺点。不应该评为“三好”学生。
革委会副主任（原校长）刘子忠一直不敢表态，最后他向我要主意。我完全明白他的意识，是想让我给他鼎一鼎。我斗胆表了态，说不应该评。结果，绪才当年没有评上“三好”学生。
后来，在学朝农、学海龙“五·七”中学教育革命经验、搞路线分析时，刘子忠校长因绪才当年没评上“三好”学生而被“解剖”。刘校长还要反复做自我解剖。所谓“自我解剖”就是要以这件事为例，“上纲”、“上线”（上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路线斗争这个线上）地进行自我检查。还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从世界观上找根源。这种检查在当时是很难通过的，往往是检查一次又一次，检查一次，群众批一次（还美其名曰：群众帮助过路线关）。仅就绪才没评上“三好学生”这件事，刘校长就自我解剖了四、五次，折腾了好几个月。我当时是长春市教育局的一般干部，当时搞路线分析，不要求一般干部自我解剖，一般干部要帮助领导干部进行解剖。但一般干部做出的事如果和所谓的路线问题发生关系，其主管领导要承担责任，并要自我解剖，带头作路线分析。派我去长春市11中蹲点的教育组组长（当时的教育组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于永久却因为这件事，在组里进行了好几次自我解剖，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作自我检查，为做具体工作的我承担领导责任。
由此可见，红专辩论影响之深。直到1979年11届3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这种影响才逐渐清除。
现在，“红”“专”已成为历史名词了，很少有人再用“红”“专”这种词汇。人们更喜欢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培养“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的提法代替“又红又专”的提法。但我认为，这不是“红与专”提法的错误。“又红又专”也好，“四有新人”也好，都是指的思想道德与业务才智的辨证统一，不要对立、不要偏废。现在人们不再提“红”了，这绝不是说不要再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了，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加强德育工作是学校的永恒主题，只能与时俱进，使其更具时代特征，决不能放松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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