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不久，母亲也学着老乡，准备搞一点点副业，从集市上买了几只鸡，放在我们临时借住的土屋门口，让它们撒着欢儿自由跑着。
可是没想到，这几只鸡里头看起来最强壮的那一只，第二天就感冒了，伸长了脖子“齁齁”的喘着粗气，昨天还领着头到处乱跑，今天就落在后面了，最后干脆找了一个向阳背风的墙根，卧下来，耷拉着眼睑，间或地轮一下眼珠子证明自己还活着，多有不甘。
邻居家男主人走过来，瞧上一眼颇为警觉地说:
大姐，这只鸡不能养了，有病。
他脸上的笑容和眼中的紧张，很不相称。他家门口，放养了一群欢跃神气的小鸡呢！
那年一到乡下，老乡们就把我们编入了村子里的辈分序列里，看看是平辈的，就管我母亲喊“大姐”，晚一辈的喊“大娘”。70年代，我母亲40岁出头，主动要求带领全家下放农村，一时间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下了乡还被邀请返城几次，帮助政府动员名单以内的又不愿意离开城市的人们。她作报告中，最能打动人的一句话可能就是:
乡下真好，花生两毛钱一斤，不按计划，随便买随便吃！（城里是按人头凭供应票，过年时每人半斤）。可是，她当时并不了解，乡下壮劳力一天工分，价值两三毛钱。
也不知道她的话有没有真打动过那些犹豫不决人。
来到村里，老乡确实送来了不少花生，说集市上也就两毛钱一斤。我也从此爱上了花生，直到现在，花生的品味还是位居干果之首。
阳光洒在我们和邻居家门前的小天地上，前后两排和南边横过来的房子，略成U字地形。北面来风的地方，也有高高立在河边的芦苇挡着，是一个阳光融暖的地方。
小狗来回地迎送着出出进进的人，小猫蹲在草垛子暖和的地方，小鸡最欢式了，还很琐碎，它们成群结队东跑西跑叽叽喳喳忙不歇。地里的青菜盖着麦秸，慢慢长大的菜叶，从缝隙中伸展出来。鸡群在“迷宫”里寻找它们的“宝物”。只有病鸡最安静。
母亲“大姐”赶紧出来查看鸡的病情，信心满满地，拿出土霉素药片，说:
喂点儿药，明天就好了。
如此这般，就像强行喂小孩子吃药那样，捏开鸡嘴塞进药去。
“土霉素”，上世纪70年代广谱常备消炎药。有用，但不万能。第二天早上，病鸡伸直了爪子魂归老家去了。南头那家的大妈指点着我们:
太小了吃不着，要是再长大点儿，死鸡不能直接吃，用大盐搁劲腌腌也能吃。这个埋地里，上好的肥料！
你拿去埋了吧！
下乡伊始，我们未来的房子刚刚划定了宅基地，还没有自留地。
接下来几天里，“噩耗”频传，小鸡接二连三的在屋里门外倒下去了。疫情来势汹涌，母亲再也没有了救治这些小生命的自信，“土霉素”还是留给人用吧。在这偏僻之壤，去一趟公社医院也有四五里之遥，还很难说能有需要的药品。
更糟糕的，领居家的那一群，欢快奔跑叽喳不停的鸡们，稍后几天也“前赴后继”！
男主人每个早上晚上，在他们家地头树下挖坑填坑，直到一群鸡全部毙命。
歉意，在我们围坐餐桌的时候，偶尔会被提及；无奈，让我们看上去有些麻木。
直到某一天，我们的歉意，变成了看似多余却又无法弥补的遗憾。
日子在季节变换中翻新，我们的房子在风吹雨淋和老乡们的劳动中盖好了。
就要搬到新家去住了，很近。搬了家我们还是邻居的。可是邻居还是想尽一份送别之谊。
那天晚上，邻居当家人推门进来，问一声“吃过啦？”，随后送给我们一捆小树枝子:
这是木槿枝子，我们叫它“品条子”。搬到前面新房子，把它们插在自留地边上，也好分出个地界来。下次再养鸡，你们也有自己的地方让它们跑了。
在我们家，地头的这些小活儿，都是让我来完成的。搬家那天我没忘记带上了它们。
把木槿小棒棒的一端削成斜口子，顺着地边子插成一排，一阵春雨过后，就有绿色的叶芽，从每一个略略隆起的小疙瘩处冒出来了，然后变成了鸭掌形的绿叶，略带蜡质。不过随着“鸭掌”发育长大，蜡质就被哑光替代了。
老乡说: “品条子”秋天砍下来能编篮头子的（他们在篮子中间加了一个“头”）。听那说话的语气，获得感十足，我想试试看。
秋天就要来了，木槿篱笆长到人高，我割条子的镰刀也准备好了。却在一个早晨，意外的发现好几朵粉红淡紫色鲜花，点缀在槿篱之上。它们蘸着露水吐露花蕊，仰面向天。在满眼绿色的地方尤其醒目动人。真没想到，那默默一捆，竟有如此华彩的篇章。
自此，我特别记住了这个植物:木槿，又叫朱槿，夏末秋初开花；花，朝著夕落。木槿也成了我最喜欢的花木之一。
在这槿篱勾勒的田畦和场院上，发生了好多我和父母、我和姐姐的故事。无论酸甜苦辣，在木槿花的背景下，都那么值得回望。
而同时记住的，还有那位最初的邻居，在送来木槿条子的时候，脸上不变的笑容，和不经意间说出口的数字:25只！这是他们家死于那场鸡瘟的小鸡总数。
槿篱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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