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文革”近尾。按照县委红头文件精神，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准备排练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舞剧《白毛女》，但是在这湖中小岛上，没有人会跳难度这么大的舞蹈。好在有文化部门帮助，同意学校派人去县文工团学习。
二姐和另外一个同学，由一位老师带队，约好了一大早在公社去县城的渡口集中，然后乘小船过两道河，再坐乡间公交汽车，经八十里路程颠簸，就能进城了。
这是姐姐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这天晚上，父母都从公社驻地回到家里来了。他们平常住在公社“一打三反”工作队的宿舍里。
二姐已经十六七岁了，出落得越发好看。既存留着与生俱来的灵动，又加上了出入人群以来获得的自信。还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手下的文章神韵翩然。至于身材舞姿，如果你曾经看过她演出，文字介绍就会显得多余而苍白。
说来也巧，我们家清一色姐妹仨，大姐的长相和天资一般，上学不大用功，很难被双双是教导主任的家长青睐。而老三先天不足发育迟缓，几乎与生俱来就有“社恐”倾向。换句话说，一家三个孩子的灵气被二姐一人吸纳殆尽。由此想象，家里的“三千宠爱”汇聚到哪里去？不言而喻了。
漂亮且天分偏高的儿女，是父母的骄傲和脸面，自古这样的。在我们家也是如此，尤其是母亲更加亲爱有加。而爱与担心往往正比例增减。
临行前一晚，“阳阳、阳阳……”的唤声在我们的土屋里回旋，是母亲不停地交代嘱咐着二姐，询问着二姐，哪些东西必须要带的，钱放在哪里才安全。她还就着煤油灯微黄的光线，在姐姐衬里衣服上缝了个口袋外加一枚纽扣，将几张票子折叠整齐了放进去。说这样才安全，去的天数不多不用换衬里衣服，一定不会丢的。预计明天要用的零钱先拿出来，放书包里，你们包吃包住的，也花不了多少钱。二十块钱足够了。
英姿飒爽的姐，很快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装——一个灰色的有细细纹路的人造革的旅行袋，一个黄书包。黄书包有些发白了，只有盖子掀起来时才能认出本色来；旅行袋的条纹上，有行书体“上海”二字，还有尖顶高楼和几笔云彩。几件衣服放进去，它还是瘦瘦的没长胖。
门外的夜已经很深沉了，屋里的亲情还在涌动，就连不多言语的父亲，睡下了又披衣起来，企图加入这样的关心，却被母亲催促着:睡你的觉吧，插不上手。又退了回去，恋恋不舍的。
我也是帮不上忙的人，捧着一本《金光大道》坐在床上，隔着高粱秸秆编制的内“墙”，她们母女俩的夜谈句句清楚。
母亲突然提高嗓门儿嘱咐我:明天早点起来帮助姐姐做早饭吧！干家务是我的长项更是我的家庭角色。姐姐就要出远门了，这是当然。
村庄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点燃了新买来的煤油炉子，往小铁锅加水给姐姐做荷包蛋挂面吃。风风火火地，姐姐掀起门帘子从房间走出来，她已经梳头洗脸收拾完毕，就等着一碗热面条了。
小锅坐在绿色底子撒了白点点立方体的煤油炉子上，冒着腾腾热气，我正要打鸡蛋呢，姐姐风一样走过来又像墙一样停在我身边，“快点快点我来不及了！”弄得我好紧张呀！用力过猛，鸡蛋直接被锅沿一劈两半，整个蛋黄和大部分蛋白落在外面，一路顺着炉子滑到地上，摔得稀巴烂。荷包蛋面条也就成了纯正的阳春白雪面了。
“连个鸡蛋也打不好！”这是姐姐的责怪；
“怎么搞得？鸡蛋打坏啦？这是家里最后一个啦！”是妈妈从里屋床上发出来的责问。
缄默无言，有时被别人误认为木讷和笨拙，她们琐碎的诘问与唠叨断断续续。直到我把二姐送到村口，把旅行袋交到她的手上，在晨曦光鲜之下，才看到她舒展的眉宇。鲜亮灵动的好年华，谁都会喜欢的。我回头目送着快步走在台田田埂上她的身影，在玉米初长叶，豆苗刚出土的大地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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