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诚信，在儒家眼里，诚信是立国（身）之本，故有“民（人）无信不立”之说；而在法家这里，有所谓的“小信成则大信立”，这是将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的。
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比如父母管教小孩，儒家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在这个基础上，不对小孩失信。而法家的办法是设立明确的赏罚标准，不管小孩能不能明白道理，反正做对了就赏，做错了就罚，不对小孩失信就体现在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保持赏罚标准的严肃性和约束力。父母唯一要注意的是，赏罚的标准必须清晰明确，至于在不在情，合不合理，小孩子能不能想得通，都不重要。那么问题来了：讲诚信难道还可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吗？试举例说明。
答：确实可以，这在法家来看完全不是问题。
（以文中“以射箭赢官司”举例）
①李克的目标：提高当地人的射箭水平（备战）。
②围绕这个目标的方案：凡有打不清的官司，一律让当事人射箭定输赢，谁能射中靶子，谁就能赢官司。
③方案执行过程：赏罚分明，很讲诚信。
④方案执行效果：后来和秦国人打仗，李克这边赢得很轻松，因为个个都是神箭手。
⑤方案分析：优点是，以箭术决定官司的输赢，标准清晰、明确；缺点是，太不讲理了。
⑥总结：
（方案执行过程中，秉持的）诚信竟然可以和（该方案是否）讲理完全割裂，这在现代人看来难以置信，但从法家的视角来看，诚不诚信本来就和讲不讲理毫无瓜葛。
二、我们已经知道，在法家这里，诚信和讲理是可以完全割裂的，司马光认同这个道理吗？如果不认同，为何在《资治通鉴》第2卷里讲到商鞅变法，有一段“臣光曰”以“道非粹白”的“齐桓公、晋文公、魏文候、秦孝公”四人来举例（“......魏文候不弃虞人之期......而商君尤称刻薄......”）？
答：①道理不认同，初心更不认同，但对法家的诚信有适度接受
司马光显然不能认同这个道理（诚信和讲理是可以完全割裂的），更不能认同法家的初心（将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但他对法家的诚信也能有适度的接受。
②这四人是“差生”，尚且坚持诚信
在《资治通鉴》第2卷里，讲到商鞅变法，有一段“臣光曰”是拿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来举例，说魏文侯虽然不属于儒家意义上的标准贤君，商鞅更是一个以刻薄寡恩著称的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更是一个拼武力、比诈术的时代，但他们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所以当今天子更应该明白诚信治国的重要性。
三、治国以诚信为本，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儒家和法家的处理方法分别是什么？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答：1、治国以诚信为本，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旦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小信”和“大信”的关系其实很难处理。
比如，淝水之战后，苻坚答应慕容垂带兵到北方，在可能被背叛的风险面前，苻坚坚守“大信”，不改承诺，但结果却是身死国灭。
2、儒家和法家处理方法的区别是什么？
纯粹的儒家君子是原则（诚信）至上，只论道义，不论成败。
而在法家的思维里，小事必须讲诚信，大事就看情况了。
3、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思想变化。
①儒家思想，源于宗法社会初期，那是一个稳定的贵族社会结构，在“义”、“利”之间，贵族在乎的是脸面，宁愿舍生而取义，那是人类道德文明的制高点，原则至上的儒家有壮美。
②法家思想，源于春秋末期及至战国时代，丛林法则促使人才频繁流动（上下阶层慢慢被打破），贵族社会逐渐变成了士人社会，这样的社会不缺乏智慧和勇武，但原则性和道德感已经松弛，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精通权变的法家眼里，儒家很迂腐。
四、在展现魏文候保持一种温情脉脉的姿态对待国际关系的这段文字“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中，我们知道，此段文字和前文（魏文候与虞人）一样，都是源于《战国策》（《韩非子》也有相同的记载），但最后一句“从此魏国在三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天下第一强国”，是司马光自己加上去的，熊老师在文中说“注意了，这句话加得相当可疑”，可疑点是什么？司马光加这句话的目的何在？
答：1、熊老师在文中说“注意了，这句话加得相当可疑”，可疑点是什么？
①可疑点在于：看上去它只是概述一个历史事实，不做任何评论，但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②要做出这个推断，必须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三晋这一起外交事件的大致时间（和“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之间存在先后、因果关系）。
③但问题就在于，找不到任何根据，无论是当年的司马光还是今天的我们，手里都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给这件事准确编年。
2、司马光加这句话的目的何在？
①基于上述疑点，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一下，司马光可能在在这段内容里暗藏了一点私心，把魏文候的做法标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范本，简言之就是三个字：和为贵。
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回到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上面的大胆推测不无道理。
北宋的国际关系和三晋有几分相似，北边有辽国，西边有西夏。辽国因有“澶渊之盟”，多年相安无事，但西夏始终不太平（原因略），怎么办？
从司马光的解决方案（略）我们可看出，他心目中理想的北宋和辽国、西夏的关系就是要像魏文候领导的魏国和赵国、韩国的关系一样，是厚道的大哥和安分的小弟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没大没小的兄弟关系，而是长幼有序的兄弟关系）。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是在特定的观念框架里理解（总结）历史的”，由此我们知道，司马光加的这句话背后，是有他自己对北宋边疆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的。
五、在群雄环伺的战国时代，魏文候居然保持了一种温情脉脉的姿态对待国际关系，这是怎么回事？韩国和赵国真的被魏文侯的脉脉温情打动了吗？魏文候的外交小心机对建立友好的三晋联盟关系发挥了一定的潜在作用，这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什么？
答：1、在群雄环伺的战国时代，魏文候居然保持了一种温情脉脉的姿态对待国际关系，这是怎么回事？
①魏文候是大哥
在“战国七雄”当中，魏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大国崛起的国家；
②三晋内斗的苗头显现
当智瑶这个外部压力一消失，化家为国的共同目标一经实现，曾经同风雨、共患难的三晋同盟终于冰消瓦解，开始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再不记得曾经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了。
③“四战之地”必须抱团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晋处于中原腹地，东西南北哪个方向都不让人省心：东边有齐国，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和越国，北边还有骁勇善战、精通骑射的游牧民族。
这种地理格局，被称为“四战之地”，意思是，任何一个方向都存在着战争威胁。
（这是三晋的先天劣势，如果比较一下“战国七雄”当中的另外四雄，齐国东临渤海，楚国有长江天险，燕国在遥远的北方，除了和齐国接壤之外，离谁都远，秦国在遥远的西方，虽然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对其他六雄的防御力最强——只要把函谷关一封，谁都打不到它。）
所以对于三晋来说，友好的联盟关系会显得格外重要，魏文侯的外交小心计因此显得相当睿智。
2、韩国和赵国真的被魏文侯的脉脉温情打动了吗？
①当然不可能
都是从血雨腥风里杀出生天的狠角色，谁都不是善男信女，何况在战国乱世，兄弟之情半点都不值钱，亲兄弟也可以反目成仇。
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三晋之所以最后可以做出兄弟姿态，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韩国和赵国认同了魏文侯的大局观，明白自家不能刚翻身就翻脸，三晋还应该同气连枝，以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局面。
3、魏文候的外交小心机对建立友好的三晋联盟关系发挥了一定的潜在作用，这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什么？
①魏文候没有通报赵国，说自己如何拒绝了韩国的请求；也没有通报韩国，说自己如何拒绝了赵国的请求。他耐心地留足了让信息发酵、传播的时间，等待韩、赵两国自己去发现。
②这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人们对别人主动递过来的资讯总会怀疑，却很相信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资讯。
并且，新资讯所产生的逆转力量还会刺激对方的负疚感。
（高明的罪犯最懂得这个心理，所以才会巧妙地把侦探引入歧途。高明的管理者也很懂得这个心理，就像魏文侯这样，把韩、魏两国玩弄于鼓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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