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嗒嘀嗒”的雨声清晰入耳，机场的柏油地已经染上了一层深色，白色的飞机披上了透明的轻纱，它垂头丧气地一动不动，心有不甘的被雨水拍打着。
陈华听完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后，雨下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稀，柏油地刚刚染上去的深色也开始慢慢褪去。人们在飞机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个个显得疲疲沓沓、松松垮垮，完全不像军队那样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的样子。陈华跟在队伍后面，无聊地观察起前面的人来。他们迈着脚步，摆动着胳膊，明明是有血有肉的身体，可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飞机像打了个喷嚏后开始苏醒，巨大的机身不停地颤抖，让人不得不惊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可以在空中自由地翱翔。或许假以时日，空中的世界也终有一天会向陆地一样繁华吧。
空姐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个个身材高挑，她们面带微笑迎接着每一位登机的乘客，如同天空上的白云，让人感到温暖。她们口齿清晰、动作优美，把每一件事做得无微不至。
陈华的座位挨着窗户，旁边是一位中年男子，左脸有一颗芝麻大的黑痣；过道边是一名穿着旧军装的老人，一头白发苍苍的头发，他正在东张西望，充满好奇地打量着周围。座位后面不停地传来说话声，陈华听不懂，但身后的女子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陈华心想：应该是日本的土味情话吧。
飞机靠着强大的动力飞向了天空，在惯性的作用下陈华感到些许的不适，过道旁的老人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牢牢地抓住座椅，生怕飞机一头栽了下去。陈华朝窗下俯视，原本峰峦雄伟、延绵起伏的高山变成为了一个个小土坡，奔流不息、气势磅礴的河流也成为了零星散落的小水沟。
陈华伸着懒腰，这才注意到老人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用梅花布盖着的罐子。老人好奇地望着窗外，脖子扭得近乎变形，使得颈部上的血管清晰可见。
“大爷，不如坐过来？”陈华礼貌地问道。
“不太好吧？”
“没关系的。”
陈华按下了机舱墙壁的按钮，不一会儿，走过来一名漂亮的空姐，陈华伸手示意这里。
“可以换下座位吗？”陈华轻声地说。
“是有什么困难?”
“是这样，老人第一次做飞机，想看看外面。”陈华回答道。
“好的，没有问题。”空姐说完便微笑着离开了。
老人感激地说：“谢谢你，小伙子。”
过了一会儿，一旁黑痣的男子问道：“大爷，我看您一直抱着罐子，怎么不把它放在行李舱上？”
老人把罐子放在腿上，双手轻轻地抚摸。
“这可放不得。”
男子扭头对着陈华笑着说：“不会装的是钱吧？” 。
老人不悦地说：“里面装的是我老伴。”
男子感觉很尴尬，于是默默地戴上耳机。
陈华疑惑问：“您怎么不把爱人入土为安呢？”
老人望着窗外说：“她属于原来的地方。”
陈华感觉到这其中有故事。
“能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吗。”陈华问。
老人叹了一口气，一脸严肃地回忆起来。
那一年，我背井离乡离开了一起生活的父母。当然我并不孤单，和我同行的是满满一火车的战友。当时每一个人都满怀激情斗志地前往军营，但仅仅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就把我们曾经的豪言壮志撕得支离破碎。
新兵团结束后，我被分在了汽车连，记得当时连长亲自开车带着我从新兵团出发，吉普车足足行驶了五个小时。到了地方我就傻眼了，周围除了一栋小瓦房，就只剩下白雪皑皑的大山。我一想到几百人的新兵中只有我分配到这个天寒地冻的雪山里，我就感觉受到了欺骗，并且这里和连长描绘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迎接我们的有四个人，他们脸上个个挂满了笑容，其中一个黝黑矮小的男子非常热情地接过了我的行李，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的班长。
因为我的到来，班里变成了五个人。
连长走后，班长就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五分钟的会议。
班长笑着说：“从今往后你就是班里的一员了，考虑到你年纪最小，以后你就干最轻的活、吃最多的肉。”
在班里，我除了年纪最小，兵龄也是最小的，于似乎这成了他们关心我、照顾我的理由。在生活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各个哨所日常的生活补给。哨所总共两个，其中一号哨所是最艰苦的哨所，它路途遥远、路况复杂，二号哨所则要好些。
那天，又到了给一号哨所送物资的日子。班长负责开车，副班长坐在副驾驶上，我和另外两名老兵坐在座位后面。
外面寒风呼啸，像空中的幽灵在挡风板前不停地晃悠，两侧的玻璃结满了厚厚的冰霜，为了不让冰霜挡住视线，我们只好不停地用铲子刮掉。
汽车走到路程的三分之二后，发出了“滋滋”的声音，紧接着车就熄火了。副班长打开了车门，风就像做贼似得从车门窜了进来，冻得我们瑟瑟发抖。他跳下车去，大概过了五分钟又迅速地坐回了座位。
“坏的很严重，一时半会修不好。”副班长一副沮丧的表情。
班长陷入了沉思。
“哨所的战友们还在等着我们，”班长吐出一片浓浓的烟雾，“大家把木车抬下来，我们只能用木车运了。”
我们只好从舒适的车里出来，忍着寒冷费劲地把木车抬了下来，然后又把车上的补给转移到木车上。
“大伙儿都小心点，别让新鲜的蔬菜冻坏了。”
我们小心翼翼，生怕冷气溜了进去。
“哨所的同志们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蔬菜。”班长又说道。
车上的物资被我们盖得严严实实，班长和副班长在前面拉，我们其余人就在后面推。为了打发枯燥、缓解疲累，班长一直鼓舞我们，班副也唱起了歌儿。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俱，一片丹心向阳开…..”
我们斗志昂昂、神采奕奕，心中的信仰冉冉升起。
路面越来越陡，风也越刮越大，像魔鬼一样在我们耳边咆哮，我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他们的头发和眉毛已经凝结上厚厚的白霜，看上去像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们走得很艰难，来到了一块小型界碑处，界碑上堆积起厚厚的积雪。班长举手示意我们停下来，然后他走了过去，界碑正好到他腰处，他取下手上的棉手套，然后微微地弯着身子，用那双厚实的手抹去了界碑上的积雪。
班长走了回来，命令我们整齐站好，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吼道：“敬礼！”
我们朝着无比神圣、庄严的界碑敬礼，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敬仰之情。
突然，大地发生了震动，我们紧紧地抓住木车。我心想：不好，地震。可紧接着震动就停止了，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心里暗暗庆幸。
“咔嚓。”
世界好像按下了暂停键，使得这一声清晰入耳，就好像挨着耳边说的一样。我们抬头看去，山上的冰雪像被巨大的长剑挥了一刀，竟生生被拦腰截断。断裂的冰雪瞬间坍塌，如同千军万马一样气势汹汹地冲了下来。
“雪崩。”班长大吼。
我心想完蛋了。
这时班长突然朝我冲了过来，双手猛的把我推开。
“躲到界碑后面去！”班长冲我吼道。
“我不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你给我滚过去”
“不去，”我双手死死抓住木车。
他们相互对视，仿佛早已商量好了。我被他们围住，班长和班副抓住我的胳膊，两个老兵抱起了我的双腿，然后我被他们硬生生地扯了下来。我整个身子被他们抬在了空中，我嚎啕大哭，双腿、双手使劲摇晃，可依旧挣脱不了那四双强劲的手。我被狠狠地扔到界碑旁，背后的疼痛已经没有了知觉，只顾拼了命地爬起来，
“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我撕心裂肺地吼着。
可是无情的冰雪，迅速地淹没了他们，我缩成一团，像个战场上的逃兵一样躲在小小的界碑后面。我无能为力、毫无办法，只会埋头哭泣。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只记得轰隆声从耳边消失。我扒拉着厚厚的积雪像条狗一样地爬了过去，我跪在他们被冰雪掩盖的位置，用胳膊、肘子刨，用双手去挖。
“你们出来呀！不要丢下我。”
挖到他们时我的整个胳膊已经流满了鲜血，他们趴在木车上，用身体把物资档得严严实实，他们的身体已经冻得僵硬。过了一会儿，哨所的人跑了过来，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纷纷跪在跟前哭了起来。
后来上级就在界碑旁修了墓、建了房子，我就打申请留了下来，这房子也就成了运输队休息的落脚地。
老人的眼泪滴在了梅花布上，他擦了擦眼泪继续讲道。
那时山下有个小镇，每周五我都会到镇上去一次。镇头有一家面馆，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开的，他们有一个女儿，十七八岁，长得很水灵。由于我每次下山都会到面馆吃碗面，所以慢慢的就和他们熟悉了。小姑娘特别喜欢部队，每次她都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然后坐在我面前让我给她讲部队的故事。
那天又到了星期五，于是她早早的就搬了个凳子坐在面馆前，
每一个过来吃饭的人都会问；“小姑娘，怎么坐在外面了？”
她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说：“等人。”
太阳慢慢地溜到山后藏了起来，她终于坐不住了，于是就在镇上搭了一辆车来到了山里。我当时发了高烧，想出去看病可又走不动，最后只好躺在床上。到了晚上，我听到了敲门声，于是艰难地走到门口。门一打开她就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抱住了我，她一边在我肩头哭一边用双拳捶我胸口。
我有气无力地说：“实在走不动了。”
“怎么这么烫”她擦干了眼泪，伸出了手背放在我的额头“不行，马上去医院。“
她立马跑了出去，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司机，然后又跑进来背起了我，当时我无法想象这么一个瘦小的姑娘怎么背起的我。
她后来笑着说：“我也不知道。”
从那以后她就留了下来，她说她不想看我孤苦伶仃地守在这里，不想让我生病的时候没人知道，她要留下来照顾我。
老人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含情脉脉地看着梅花布盖着的罐子。
“上个月组织上给我批了十天的假期，说让我回老家看看，于是我就带着老伴过来，谁知刚过来两天，她就突然晕倒了，结果再也没有醒过来。”
老人说完后便看着窗外，但除了延绵不绝的雪山还能看到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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