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从樟木箱中走出来！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优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行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我们和书籍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和古籍之间又有哪些不能割舍的情怀？

明朝的于谦在《观书》中深情表达了自己对读书的热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爱藏书、爱护书、爱传书，在此过程中不畏艰辛，在保护书籍的工作中，自觉担起校书护书的历史重任。

他们通常会以自家藏书为基础，朋友之间再互通有无，再从书肆四处搜罗来的珍本秘籍，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沉溺于陈编烂简之中。

“我这个不善言辞、默默无闻的历史文献工作者，忽如春风吹拂，生命之树开放出张扬之花，我的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对古籍工作的认识也渐趋成熟。”

陕西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杨居让，曾在《书卷多情似故人：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记事文集》中，对自己修复古籍的经历做过深情的描述：“善本库在地下二层，负8米，非常阴冷，还有防虫用的樟木柜和芸香草夹杂一起所散发出的刺鼻味道。阴冷的、刺鼻的气味和环境，让一般人都很难承受，身体孱弱者更是不堪，尤其是还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沉浸其间，克服身心的困难之艰可想而知。”

旁人看来，异常枯燥单调的古籍校勘工作，就这样被他们数年艰辛地努力着，一旦完备，喜不自胜。如果没有一种“惜字爱纸的儒家精神”和对文化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是绝对办不到的。

今天我们能够阅读到大部分古籍，这字里行间，都凝聚着先辈们的心血，和对古籍的珍护之情。

01 博观而取之，厚积而薄发

“古籍”的“籍”，原意其实就是书，“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

古代有很多图书收藏者，本身就是读书人。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很多人有藏书的积累。《墨子·贵义》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说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富五车”用来指一个人很有学问。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学习的民族。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主要是拿来供人阅读和学习。先辈们嗜读，有其原因，主要有三：提高个人品德修养，治学求知，经世致用。

古籍，是我们的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和知识的财富，涉猎广泛，历朝历代都对古籍传承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02 让古籍从樟木箱中走出，被看见，被活化

古籍的重要性在很多人眼中，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由于年代久远，它自带神秘光环。不是专业人士的我们，平时是接触不到的，只能在博物馆里窥见一斑。正是这种隔阂，让大家对于古籍缺乏认知，距离上也就疏离开来。

但是，古籍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是我们可以不断获取力量的源泉。

所谓“纸寿千年”，放了百年千年的纸张还可以在那里，静静地向我们述说，而各种文明可能早已经消亡，这一份沉甸甸的积淀就显得尤为珍贵。

但是，如果不去保护和修复，几百年之后，可能人们就不再能够看到从而知道祖先们是什么样子，历史是什么样子了。

由于清代版本学的巨大惯性，虽然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政局风雨飘摇，但依然涌现优秀的人才来保护我们的古籍，像是缪荃孙、叶德辉、王国维、罗振玉、陶湘、钱基博、傅增湘、郑振铎、张元济、孙毓修、向达、赵万里，王重民等一批著名版本学家。

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版本学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的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古籍内容得以继续保存，但另一方面，作为古籍本籍，依然有必要继续以实物典藏。

文化的传承需要靠每一代人的努力，但是，如果只是少部分人作为古籍守护者，难免势单力薄。

越是供奉在神坛，越不利于传承。传统文化需要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才能充满生命力。

保护与传播同样重要，现在我们的抖音、头条、西瓜等平台，对传统古籍和文化做的大众的宣传推广工作，焕发出新的生机。

让我们离古籍不再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触及，让我们在尊重古籍的同时，更能够靠近古籍，如果没有接触与了解，就谈不上热爱和发扬。

期待！更多更好的古籍活化项目陆续展开。

让我们不断提高文化自信，从古籍中汲取先人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过我们的生活，与先贤对话，向他们发问，沟通和交流，在书中寻找生命的真谛，探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