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应该叹息它/丧失了纯洁的本色？/还是应该祝贺它/脱离了徘徊与枯亡？”
----顾城《山溪》
1“河伯望洋”的近、现代史背景
庄子在《秋水》篇中北海若对河伯说：“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中国近代史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的历程，“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除非“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否则终究会味识到无从回避的现实重负。历史的丛莽婆娑幽眇，遍及偶然与应然，惟其偶然是历史大泽中之必然，人们难免对现代性顺理成章的实现笃信于历史大势所趋“中国中心观”的自发性或“冲击-反应”论的被动趋向之必然，却轻忽这样的况景，倘若没有前现代人历史观察的高远眼光与国家的人性的要求与理想，现代性不过是将破旧迂腐的长衫换上崭新迂腐的西装，不可抗拒的保古观念中仍朴心玄想地以为五四激流是野马失去驯服的皮鞭，颇走了一道弯路而丧失了中国人原初的精神状况，因而“河伯望洋”汇入世界是文化迁易、交融、震荡、更新的越界过程，也是前路遥迢、峰回路转的现代性追求过程。
鲁迅的出现及他的时代，在清季民初新旧转换这一具有发生学意义极为显著的发酵期，梁启超说：“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赵园女士认为这样的转型时期具有“起源”意味，“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鲁迅对“起源”意味的充分体认在其对魏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考察领悟中自然确立,他对于魏晋文章和明末小品文的倾注与别人存在似同实异的差别,即并非真是意愿沉湎于山林隐逸文化匍匐在社会边缘的魏晋风流的诗意,与魏晋文士的审美趣味、个体经验亦有更深层的趋异，于苍黄的历史变迁中清醒地感受到个体存在被窒息的生命样式和步入背弃之途与自由结缘的真诚向往，他在无从躲避的现实情状中逐渐苏醒，而在性情、冥思、孤往中与魏晋，与明末多有更潜在的趋同。一个缺乏思想自由与无动于衷的国度是令人惶骇的境遇，对于“一只船的残骸，……连老鼠都舍弃它。”[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莎士比亚《暴风雨》）尤其在历史之舟的转捩点上，“结束-开启”、“毁灭-发生”的诉求潜隐内心的怒吼。
传统和现代实际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点，传统与现代性也绝非全然对立。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分期，论述上多有歧见，徐约中的《中国近代史》将1600-2000整整400年的历史都放置在近代的诉说背景中，孔飞力认为近代史的开端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而言，比不上太平天国。复旦陈子展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则将戊戌变法作为近代的开端。这些分界往往以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存在作为依据，然而这些因素的存在尚不足以颠覆整个历史的局面，因而也不应作为历史界限划定的史实依据，事实上，整个清朝的覆灭（1912年2月12日）才真正使得现代因素的存在获得生机，标识着传统以宗亲、血缘为纽带的“家国制”进入了兄弟相袭、党同伐异的“党国制”，现代性才可能从家国制度中破绝藩篱而“立”起来[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而鲁迅无疑正处于这样一种从传统向现代性过渡的复杂的历史隧洞中。
对于现代性的释读往往浓缩为一个时间性的指向，对于现代的想象并不清晰。如汪晖认为：“‘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钱中文认为：“现代性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影响着我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建设。当今体现现代性的思维不应是非此即彼的思维，而应是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也包含非此即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现代性完成的状况，张旭东则以为中国在全球化气候中进入“后现代”社会，郜元宝先生以为现代“尚未完成”。鲁迅所写《现代史》，将社会的“现代”状况比附为“变戏法”，如俗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作为看客们“呆头呆脑”的精神感受是非历史的，他考虑的不在是时间性和形式感，更重现代的生态性和异质性。尽管话语的潮汐起落不息，万峰之巅，群动皆息，停逗在时空之类的文本之间跨越界限，互相阐发。近代，作为传统向现代不断越界的过渡时代，自然不仅是时间上的区分，而是郜元宝先生所言的“文化断裂”的透析关彻，即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越离”。鲁迅与其所生存的时间段有极为深切的联系，正是在这种不断挣扎、徘徊、越界的过程中实现对现实与历史的文化解读。作为“现代的开山”，鲁迅比同时代人更富有“现代”意味，可以说，不懂近代，则不懂鲁迅。然而鲁迅与“现代”的联系的对应性仍然是危险的，鲁迅与前现代（整个近代）存在着更为内源性的复杂关系，是在与近代反思与批判中的自我确立，近代，自然也包括其家族的命运，是鲁迅真正体识与思考的对象。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明说复古之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胡适也说：“以‘历史的’眼光论文，‘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及乎身’。”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是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思考鲁迅不能以今天的视角与观念去抽象化昨日之鲁迅，凭借任何一种“后验”的理论模式或者感相认知倒接历史去假设鲁迅将是越自然而任名教的幻想的愿望。王汎森说：“‘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是相反的，在时间与事件顺序上正好相反，一个是A→Z，一个是Z→A。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用来反推回去的支点都是后来产生重大历史结果的事件，然后照着与事件进程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倒扣回去，成为一条因果的锁链……在前现代中国，原有的秩序已经崩解，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一些机会成为领导性论述，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
王汎森先生“后知之见”的后学溯因推理在方法论上无疑有力地反驳历史观察中的叙述颠倒，将鲁迅一代措置在情绪渲染的“宏大叙事”的粗粝沙滩之上，纵然在周通古今万物的精神世界中确有汹涌呼啸的磅礴，但思想的美学架构终究是一种温和的言说，离实际的社会变革尚有一段距离。鲁迅不能逆流而上地设计为某种化约的精神或者记忆的特定结构，他所在的社会背景也不应化约地处理为无关要旨的历史远景，他实在是以个人的一己感受去理解历史与现实的，传统观念“应天而生”、“受命于天”、“天意从来高难问”所设计的必然思想最终难掩“天命有归”的统治实质，在“正途”之上浓雾深锁的“王道哲学”渐被吹散“现形”，裸露出无边荒野本身的粗暴与蛮风。“脱春温而入于秋肃”是鲁迅对近代“时势”体会的总体 “心境”，这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
现代之前的中国眼界拘于四海，在历史上[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经济总量确曾发达过，文化总量诚然繁华过，伦理政治的实践在平和中充满残暴的哲学智慧，道济天下的说辞遮掩着惟官利本位的圣学精髓，开明的专制君主在治理、放牧着众多的人口，然而在如流水线的民哺官稳固的利益分配中被剥夺的人依旧过着安土重迁乏善可陈的平庸的蚁民生活，并在自以为健全、宁馨、性情淳朴的田园风光中诗意发抖，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止于现状的态度与阡陌纵横的界限或正是古国衰落的征象。清末民初之际是中国历史旷然大变的分界时代，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崩颓粉碎，死寂腻滞的生活状态开始有效地挣扎、流动，传统的法家权术观念与儒释道伪饰的中庸自欺之道难以为继，成为没有结实肉身的画皮。我们将鲁迅的考察放在前现代以打破“第一代”、“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并不把他放在预设的一种进化文化体系中，从本源上去理解鲁迅以后的思想文化观念。
在历史的延长线上，鲁迅的位置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突兀，甚至是最洞明历史而“挣脱”、越界的人。在探究本国枯荣命运的时代，鲁迅“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如是以为：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尘影》题辞
然而面向这个“大时代”，鲁迅显著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困扰和苦楚：一个是精神界传统思想的压抑与统合；一个是底层被治人民的卑怯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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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一只船，船体是以忍、让、慈为核心的道家，两只桨是儒家和法家，儒家和法家用教义与严惩来规束人们的行为，道家用“智慧”点化人们不用这么为，在三者的合力作用下，顺民遍野。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也正是以“内部”因素作为分期依据，今后生出“近世”、“宋代资本主义”等概念。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截断了中西文明陆上交汇的可能，也正预示着古中国的闭塞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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