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不同结果。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以后的4次枪击女王案即是按照新法令实施判决的。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至于那位太监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会因为老佛爷一句话就丢了性命。
帝师翁同龢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
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
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
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梁启超在其《论正统》中早写道：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回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运用权力的方式，就知道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遍布英国以及全球英联邦国家兴衰背后的千年死结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的高低，也不在于道德胸怀的差异，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其实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
维多利亚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维多利亚女王后来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正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才能在亚当·斯密所言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开启了至今仍让英国人念念不忘的“维多利亚时代”；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十分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果真如此吗？
——得嘞，别挨骂了！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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