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明王朝积累的种种弊病和腐化到了万历15年间，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
如此严峻的局势，帝国大厦倾灭将无可避免，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中兴大明王朝。张居正决心改革，挽救社稷。他的改革无疑是给这个臃肿的帝国打了一剂猛药。但遗憾的是，在1782年，张居正不幸病故。他的改革也人亡政息，他本人也遭到了文人集团的清算，使得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就能引起文官集团的整体愤怒，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改革呢？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以求达到国富兵强的效果。但可惜的是加强行政效率的做法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不符，文官们早已习惯了以道德自律为管理方法的悠闲生活。他纵然可以用自己的权势逼迫文官们暂时改变作风，但鞭子一旦对文官们抽下，不满的种子就由此种下，得罪了帝国的实际统治集团，一旦发生变故结果可想而知。张居正死后他的一生心血就此白费了。另外，张居正直接强行命令各地方将税款补足，而又不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地方官员根本不可能满足张居正的要求。同时，这也与平常利用乡村耆老缙绅所实行的间接管理不相符，还是那句话，以文官之少统治农民之多，若要事无巨细事事商讨如何做到？
文官们始终无法忘记张居正带给他们的巨大压力，忘不了他们曾经失去了悠闲的士大夫生活。此外，在本朝道德问题与技术问题是不可分离的。在绝大多数文官看来治国理政靠的是古圣先贤的伟大精神，而张居正的改革则是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替代这种伟大精神，这种做法直接否定了文官们的精神支柱，又怎么能不被文官们怨恨攻击呢？
张居正改革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出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基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要想政治效率提高，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的提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各种问题纠纷在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道德问题。然后搞来搞去，实际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张居正给这个百病缠身的帝国用的药不可不说猛，在触犯了全体文官的共同利益后。他在生前尚且能用权势压制反对的声音。但死后便立即遭到了文官集团的疯狂清算，他的改革措施也接连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北京城外燕岭群山之中的军事堡垒还在显示着张居正改革曾经存在。
张居正死后不久，申时行就接替了首辅之位。申时行此人与张居正同为帝师。并且张居正对申时行还有提携之恩。但申时行却并不是张居正的“接班人”，二者对解决明王朝弊病，挽救社稷的问题采用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张居正是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申时行却是不留痕迹的和稀泥。王世贞在《内阁首辅传》中，这样评价他:蕴籍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那么申时行到底是开出了什么药方呢？
有着长期处理各种人事关系经验的他深知我们的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全体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帝国的宗旨是在低标准下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向农民合作？不行，他们是被统治者，而且不读书也不知理，没有共同语言。乡绅？也不行，他们分布太广，而且各地又有其特殊利益，仅仅用文字联系，必然效果有限。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与全体文官合作。所以说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然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和谐。以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于是，申时行选择了调节阴阳平衡，促进文官内部和谐的施政手段。
他将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为阳，私下的欲望作为阴。建国日久，初期的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所产生的淳朴风气早已不在，现今，阴阳相距过大成为了文官集团内部的一个尖锐的矛盾。申时行拿出了极大的诚意来鼓舞大家的阳，以求不离阴过远。但是国本之争让申时行威望大减，名誉大损，在一个以道德为基本的帝国，失去名誉的申时行自然难以推行他的诚意。而更糟的是，渐渐明白事理的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日益失望，国本之争后更是决定消极怠工。连皇帝都不相信诚意来鼓舞大家了，他仅仅作为一个首辅推行又能起什么作用？1591年，一份秘密文书让申时行被迫辞职，这种文件让他成为了两面派和小人。申时行诚意失败了，这无疑让帝国的政治生态更加举步维艰。
说了这么久，我们还有一个人万万不能忽略，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作为帝国的皇帝，最高统治者，他在万历十五年绝不是一个背景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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