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长篇，要分为三段。中学到大学，我走过了一段阴郁的人生道路。
（一）毕业即待业（失业）1974年6月，我不满16岁已经被“高中毕业”，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隔壁、邻居很多同学在收拾行装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去农场，离县城不远，小学生在敲锣打鼓地欢送这些知识青年，年轻人总会向往集体生活，他们让我很羡慕。
我被游离在外，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不必上山下乡，两个姐姐都已经接受再教育去了，我被照顾“留城”。
留城干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地方去报到。天天无所事事，自己到处找书看看，除了看书，似乎很难打发日子，最麻烦的是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还要应付邻居的侧目：你怎么不去上山下乡？感觉像逃兵似的，总不能跟每个人都唠叨“我按照政策留城”吧？（这也是后来舅舅让我到广州小住的原因，怕我在家里闷坏了）。
某日路上遇到班主任，让我高兴了一回。班主任告诉我，由于教师紧缺，学校向教育局打了报告，既然学校要招一批民办教师，是否可以在这一届毕业生里挑选三个学业最优秀学生（其实那时根本没有标准，不必考试，所谓最优秀也是老师认为尚可担任民办教师）补充名额，起码不至于语文教师把字都读错，化学教师看不懂分子式，并告知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还有两个是现在湖南的高级工程师云淡风轻和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个男生。虽然我和两个同学没有成为学校推荐的民办教师，但是后来都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可见老师还有点眼光）。
但是这份报告受到教育部门猛烈抨击，理由是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政策，当时正是黄帅们“反潮流”前奏，语文教师读错字，化学教师不懂分子式算什么？能够革命就行了，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正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哪能让他们去当臭老九？
民办教师没有当成，只好继续我的就业道路。留城等待劳动局分配工作，下乡的叫做知识青年，留城的叫做待业青年，二等公民的感觉。后来电池厂要招聘临时工，我和一批待业青年就去当了几个月的临时工。电池厂离家有点距离，大家最开心的最是几个待业青年一路打打闹闹去干临时工的工作。
那是个污染比较厉害的厂子，有好多个车间，炭包车间是劳保车间（工人每个月可以多吃一次肉，发两双棉手套，就是污染车间的劳保待遇）。我和几个待业青年分配在锌壳车间（电池的外壳），应该算污染很少的，坐着的简单操作的劳动：别人已经把锌片焊接成电池般的圆筒，我的任务是加上底壳，在简陋的“冲床”上完成规定，排列整齐。这道工序没有技术含量，只要手脚并用，熟能生巧。
一个师傅指导这些临时工的学徒，大概十来分钟，临时工们就已经掌握要领独立工作。这是相当无趣的简单劳动，我本来就不喜欢热闹，所以很沉闷（七七年我考上了大学，由于整个小县城就我一个女孩子考上了，据说电池厂的工人还在说，就是那个在锌壳车间的从来不说不笑的小姑娘？真看不出）。
那些时候工厂是需要人的，所以待业青年们很容易找到临时工的工作，但是真的上岗就业很难，因为没有“指标”，而那些指标不会根据上山下乡的政策每年照顾留城有几人设定，一年二年甚至几年才一批几个人，一切都是未知数，看运气。而且一定不能干扰上山下乡的大方向。许多小说电影回忆录都说上山下乡，被时代遗忘的，还有当时的二等公民，所谓照顾留城的待业青年。
不满十六岁，毕业即失业，如玻璃箱里的老鼠，外边有阳光，有广阔天地，看同龄人光荣地成群结队敲锣打鼓上山下乡，自己却被禁锢在无声无息无穷等待命运的安排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