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小兴安岭山麓生活的人们,参加扑火是常有的事。我自从参加工作以来,经常待命扑火,却没有真正实践过一次,反倒是上中学和师范时参加过好几次扑山火。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是1973年秋季参加的那次扑山火。
1973年10月份,爱辉县南河林场(今胜山林场)至大岭林场(也叫八里桥林场)之间的山林地带燃起了大火,大火威胁到了原始森林——果松沟。县林业科(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紧急调动全县森警、林业工人和我们林业高中的学生去参加扑山火战斗。我们学校在二站林场,它离南河林场有40里的路程,也是县城到南河林场的必经之路。一时间,我们那里好不热闹。大车、小车出出进进,林场办公室门前一派繁忙景象。
深秋要到深山扑火,必须带足干粮和御寒衣物。那时扑火的干粮通常由防火指挥部给备上,主要是烧饼、面包、香肠、榨菜,水是自己用背壶自备。御寒衣物是领上一件破旧的军用大衣和胶底解放鞋及一副白线手套。至于扑火工具,那只能是到山上临时砍一些树枝了。
时间已经是下午了,一辆解放汽车坐满了我们林业高中学生和几个林场工人。汽车就要启动了,一个鄂伦春族工人突然说要回家取东西,他跳下汽车后,要别人把车上的一面袋子干粮递给他,便背着回家了。司机说:“得等他什么时候啊?”张场长利落地回答:“等个屁,他吴老赖还能回来吗?,开车!”我们一车学生个个都感到吃惊——这工人阶级怎么这样呀,拿着烧饼不去扑火呢!
当时我们这些高中学生住宿舍、吃食堂,一个月粮食32斤定量,白面只有8斤、大米只有1斤,大部分时间都是吃苞米面窝窝头,要不是扑火根本吃不上烧饼、面包。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被场长称为吴老赖的工人把一面袋子烧饼拎回家,那个眼馋呀,心里都在嘀咕这得够我吃多少顿呀。一个女生说:“这工人阶级啥觉悟呀?”带队的解老师打断她:“别管闲事!”当时我想,看来这斗私批修还是不彻底。我不禁有些懊悔,第一次和工人阶级近距离接触,咋就碰上这样一个个别分子呢。
汽车一路疾驶,我们从南河林场下车后便扑向火场。夜间,整个山间火光通明,满眼都是火苗,许多站立的大树都呼呼地燃烧着,就好像一个个巨大的火把,红透了半边天,把漆黑的夜照得红彤彤。我第一次看到大火燃烧的夜晚,心都被吓得颤抖。我们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迅速地投入了扑火战斗,接连扑灭了好几处小面积山火。当我们向另一处火场行进时,我们互相看到的是,一个个造得蓬头垢面,都差不多认不出朝夕相处的同学了。
然而当我们大步向远处火场奔去时,不禁都有些踌躇了,感觉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为就在火场附近,我们仰慕的工人阶级,有的在背靠大树睡觉呢;有的几个人在地上盘腿就着香肠、榨菜喝老白干呢;更有甚者在甩扑克打“升级”呢。我们不解地问老师:“他们为什么不扑火呢?他们来这里不是扑火的吗?”一个工人听到了我们说话,接过茬:“你们学生懂什么!火哪有扑灭的,都是自然灭。我们的任务是打个防火带,看着它不扩散就行了。”他的话,我们听得懵懵懂懂,看着老师,老师也一脸无奈。
我们学生毕竟是学生,面对国家山林在燃烧,青春被山火激怒了,热血被燃烧得沸腾了。我们一夜没有合眼,连续扑灭了多处山火。黎明时分,我们精疲力竭地倒地酣然入睡了。
秋雨,一场及时的秋雨救了我们,救了国家的森林。火灭了,我们从深山走到了南河林场,吃到了平生最好吃的面片,我们又恢复了元气。
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我们仿佛是从战场归来的英雄,漆黑的夜空里我们的激情飞扬:“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扑火全部结束了,县护林防火指挥部通令嘉奖我们林业中学全体参加扑火的师生,奖励了我们每个人一双解放鞋和一个军用水壶。作为九年(现在高中二年级)二班班长,我被评为了扑火模范。然而我在心中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次扑火,是我第一次真正融入社会,耳闻目睹了工人阶级中各色人等,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望和莫名的惆怅。半年后我走进了工矿,当上了一名长期临时工,开始和工人长期摸爬滚打。几年里,我有了一栋普通砖房要盖好几年,上一个房梁要卷上7根旱烟抽,干一上午活,要上几次厕所、喝几次水、休息两次侃大山丶等等经历。我开始有些明白了,懒惰、逃避的主要原因不应由那些工人承担,而是应由那“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制度负责,应由那混淆是非、批判资本、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理论负责。
那年我去扑山火 那年我去扑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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